秦始皇与董仲舒

关于数千年王朝政治制度，我认为对其影响最大的当属两人：秦始皇与董仲舒。

秦始皇一扫六合，第一次将中国置于大一统王朝之下。此前夏商周三代，夏商有部落联盟的味道，而周朝广行封建，周天子虽是“天下共主”，但除去王室领地外，影响力有限。待到秦朝废封建行郡县，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虽然君主并不直接管辖郡县，但可以通过控制地方官员达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此后虽然多有反复，比如藩王势力较强的汉初、西晋、明代，但各有不同。汉初剪除异姓王势力后分封同姓王，结果酿成七国之乱，此后主父偃推恩，将王国分解成若干侯国，使诸侯无力对抗中央。西晋藩王势力极大，便有八王之乱，你方唱罢我登场，同室操戈热闹非凡，结果五胡乘虚而入，西晋也亡于匈奴族汉赵政权。而明初藩王势力大，遂有靖难之役，燕贼篡位之后，继续推行削藩，有明一代，虽有汉王宁王谋逆情事，但动静都不算大。实际上，秦始皇及其法家谋臣的郡县制成为后世中国的适用体制，甚至今天，都依然是郡县制的延续。所以毛泽东诗云：千载犹行秦政制，确论也。

这种政治制度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深入国人骨髓。秦灭六国，废分封行郡县，中国已不属于封建制社会，至少不是马克思所言基于欧洲历史归纳的封建社会，而是独特的郡县制社会。与封建制不同，郡县制的“天下共主”皇帝权力边界扩大，成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统治者。郡县制与封建制最大的区别在于所有权和治权的分离，法理上皇帝独揽所有权和治权，但皇帝精力有限，不可能亲自管理每一寸土地，于是将治权授予官僚，委托他们替自己管理地方，这便将所有权与治权分离，虽然皇帝可以随时撤回授权，将手伸进地方，但他终究还是要将权力授予另一名官僚，不得不通过官僚统治。对比郡县制，封建制有如下特点：

（1）政治权力分散催生议会政治雏形：西方封建制有一条著名原则：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相应的，东方封建制也有陪臣和寄骑的概念，实则是要求封主不干涉封臣事务，以尊重封臣处理内部事务的自由来换取等级有序。此外，同一层级的大小诸侯之间只有实力差距没有地位差别，如果我们的封君都是国王，即使你的头衔是公爵，我的头衔是伯爵，我也和你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我的家臣也不需要买你的帐，他只有向我效忠的义务没有对你恭敬的必要。比起封建制相对分散的权力，郡县制的权力向上集中，越高层权力边界越大，巡抚可以绕过知府直接指示知县，皇帝更可以绕过督抚州郡指使下僚。与封建制相比，郡县制更加稳定。封建制由于权力分散，使西欧中世纪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但祸福相生，正因为此，当国王与贵族双方发现谁都吃不掉谁谁也压不倒谁的时候，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双方各退一步和平相处，于是贵族议会应运而生，贵族议会生来就是对王权的限制。《自由大宪章》只会出现在封建制的英国，而不会出现在郡县制的中国。春秋时期，各国的大贵族也是具备西欧贵族这种与王室分庭抗礼的实力的，比如楚国的斗氏、沈氏，齐国的高氏、国氏，晋国的赵韩魏知范中行六卿以及羊舌氏祁氏郤氏栾氏等，都是势倾朝野的大贵族，甚至可以废立国君。晋国的六卿议政，已经有了贵族议会的雏形。从秦朝到清朝，是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相权的逐步削弱，对皇权的制约越来越小，彻底丧失了走向议会政治的可能。

（2）经济结构无序浮现资本主义萌芽：相对于大一统的郡县制，封建制的经济结构相对无序。一方面，封建制度邦国林立，蕞尔小国如云，每个小独立领地都会设置关卡收取通行费、关税，是不利于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的。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出现国家垄断，领主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度及干预力有限。而在郡县制度下，商人必须和权力勾结，才可以借助权力获取垄断利润，正因为这种对权力的依附关系和从属地位，使中国的资本主义难以自由发展。而西欧封建制由于治权与土地所有权的结合，当产业革命到来，根据国别不同，传统土地所有者较为顺利的过渡为庄园主、穿袍贵族、容克地主，资本家的出现顺理成章，而血腥

的原始积累使失去土地的劳动者大量出现，进而产生雇佣关系，将制造业从小手工作坊转向规模效应。

（3）国家版图动荡具有武力扩张倾向：相比于早早实现王朝大一统的中国，西欧封建制国家版图动荡，边境线时有交错，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与女系继承权更加剧了这一现象。英法百年战争前夕，英王同时是法国的安茹伯爵，在法国的诺曼底、香槟尼、安茹拥有大量领地，成为法王推行中央集权的头号敌人。而普鲁士的前身勃兰登堡选侯国在立国初期，也曾经是波兰王国的封臣。一旦完成政治制度转型，在王权被议会、三级会议限制的前提下成为统一国家，立刻会走向对外扩张。有趣的是，封建领主制时期分裂程度越高的，统一之后的扩张性也越强，诸如德国。日本虽属东亚文化圈，却长期内部分裂，将军的话语权较之皇权显得极为有限，与中国相比，倒是日本才是真正的长期封建制。所以日本开放维新，“脱亚入欧”的过程较为顺畅，固然是因为日本拥抱世界的阻力小于中国、朝鲜，而阻力小，就是因为日本的政治体制先天上就与西方有相似性，同样，日本武力扩张倾向也极强。

再看董仲舒，汉朝不是对秦朝制度的颠覆，还是继承和完善。秦朝的失败，更多的是因为秦朝耕战立国，统治关中一隅尚可，照搬到全天下，结果系统崩溃。到了汉朝，在真正完成了封建制到大一统王朝的过渡。汉朝初年以黄老立国，休养生息，已成为大一统国家，却缺乏大一统的政治理论，道家的黄老之术已经不适合政治需要，儒家上位是历史必然。此点在汉景帝时的御前辩论可见：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这事是个悖论，你要说汤武篡逆，那刘季斩蛇起义这事咋说？你要说汤武革命，那如果你汉家不仁，别人是不是也可以取而代之？所以见状不妙，汉景帝只好和稀泥，也是给遵奉黄老的母亲窦太后一个台阶。但文景时期，汉朝处于上升阶段，更需要论证政权合法性。这个问题景帝没有解决，遗留给了武帝，于是董仲舒应运而生。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董仲舒是儒教的创始人。汉武帝求贤，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大称圣意，所谓天人三策，说白了就是你受命于天、君权神授，你是代表天来拯救黎民，堪称汉代的“三个代表”。董仲舒的理论，不完全是原儒，比如三纲五常，并非孔孟所言，而是出自韩非。所谓天人三策，独尊儒术，其实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做的一笔大交易，董仲舒论证汉武帝政权合法顺天应人，汉武帝帮董仲舒罢黜百家。但董仲舒在此给汉武帝挖了个大坑，对啊你是天子，是天命所归，但天命的最终解释权归谁所有？汉武帝突然发现面前悠悠然站出一位教皇圣仲舒一世来对自己指手画脚，你可是天子，天何言哉？你就应该像天一样不说话，该干啥干啥，别过度干预，国家让我们儒生帮你管理吧！到此汉武帝才发现自己被人当枪使了，于是把董仲舒抓将起来，好好修理一顿，但董仲舒设计的这套理论却被他的徒子徒孙继承并发扬光大。如果说秦始皇代表的是君权，而董仲舒则象征了文官集团，后世的中国，就是秦始皇和董仲舒共同治理的天下。

董仲舒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