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0一年）。

他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以作《文史通义》八卷、《校雌通义》三卷和《史籍考》著名。

《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纂集了他研究史学的心得，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的第一句，亦即全书开端第一句，开宗明义提出的重要论断 ,并成为章学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而长期以来 ,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众说纷纭。

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阐述我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一些理解。

一、“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有不少关于评述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文章 ,几乎都肯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章学诚首创的。

柴德庚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 年 5 月8 日第四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 ,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

因而肯定“六经皆史”的命题是章学诚大胆地提出的。

仓修良先生则不同意上述提法 ,他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

仓修良先生是研究章学诚比较透彻的人物之一，著有《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等书。

我的观点和仓先生的比较相近。

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类似说法的有许多学者 ,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 ,明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 ,清顾炎武、袁枚。

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至迟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 ,王阳明《传习录》卷一 ,载与其弟子徐爱对话已提出此意,“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 ,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亦经, 《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 《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阳明全书》卷一) 。

王世贞在《四部稿》卷一四四亦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三王之世 ,若泯若灭 ,五帝之世 ,若存若亡 ,噫 ,史其可以已耶 ,《六经》,史之言理者也。

”而大思想家李贽 ,在《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说得就更加明显了 ,他说：“《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 ,史之所从来 ,为道屡迁 ,变易匪常 ,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也。

”据上所引 ,我们可以看出“六经皆史”的命题, ,既不是章学诚的创见,也不是到了章学诚才大胆提出的 ,前人在行文中都涉及到了 ,只不过章学诚将其作为重要命题提出来。

二、“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六经”原指“六艺”,包括《礼》、《乐》、《书》、《诗》、《易》、《春秋》,是孔子删订的 ,后来被捧为“经”。

当时因为缺乏科学的分类 ,孔子把三代以来积累的所有知识都囊括在“六艺”里面 ,因此“六经皆史”事实上包含有“盈天地间 ,凡涉著作之林 ,皆是史学”这层意义。

“六经皆史”实际上是“经”的“还原” 。

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

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剥掉了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

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

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是有“历史”根据的。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

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

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

他论证说：“《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

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

《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

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

’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

”（《文史通义·经解上》）。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

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

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

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

这种区分起源于欧洲历史哲学，受此影响的冯友兰把历史分为“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

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

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

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先生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

（参阅胡适著、姚名达补《章实斋年谱》，第137页）。

但是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

（参阅周予同等的《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年）。

仓修良先生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

（参阅仓修良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中华书局）。

这样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

章学诚说：“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

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

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 （《文史通义·史释》）。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

（《章氏遗书》外编卷十七，《和州志》二《六艺类》）。

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

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

在这一点上，余英时先生比较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请参阅《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298-29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文史通义·易教上》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文史通义·原道中》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文史通义·易教上》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

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

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如顾炎武所说的“经学即理学也”（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戴震所说的“圣人之道在六经”（《与方希原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古经解钩沈序》，《戴震文集》卷十）、钱大昕所说的“六经者，圣人之言。

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

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等（《臧玉琳经义杂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

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如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

”（《文史通义·原道下》）。

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

如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

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

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

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

’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

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

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

……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

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也。

” 《文史通义·原道中》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

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

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

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

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

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

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

” （《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

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三、“六经皆史”的经世思想章学诚吸收了前人的提法 ,密切联系他所强调的学术必须“经世”的主张 ,真正赋予“六经皆史”以充实内容和系统理论。

就是这样 ,当时已引起人们议论纷纭 ,有的指责其为邪说 ,有的则盛赞其具有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