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教师纷纷逃离教师岗位,30岁娶不到老婆离婚率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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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教师纷纷逃离教师岗位,
30岁娶不到老婆离婚率高(转载)
本来男女教师的工资就连自己孩子都养不起,每次相亲,男教师一般都被红叉,没法和女教师平起平坐,有些30岁了还讨不到老婆,甚至有些男教师被老婆抛弃的离婚。
这是现实千千万万所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现象,广大女教师的老公都给她们买的有车子,而男老师的老婆不仅什么都没给他们买,相反回家还要擦洗桌椅、打扫卫生,老婆甚至还想央求男教师买个车子,否则,离婚……
对方随即再问:“男教师他们为什么会走?”
方书贤像背书一样反复讲起这样一个场景:每年,市教委都会为单身青年教师专门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除学校之外,其他参与的部门多是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联谊会的保留项目是跳舞,女伴多是学校的女教师,而男伴则通常是那些外来单位的“有为男青年”。
男教师去哪里了?方书贤自问自答:作为“香饽饽”的女教师看不上男教师,公务员嫌弃自己挣得少,和做生意的又谈不来。无奈之下,男教师都躲在舞厅的角落里,和同事喝着闷酒。
会后,总有一些年轻男教师向老大哥方书贤抱怨:“我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牺牲’,可是我的家庭谁来支撑?”
在方书贤看来,这般无奈的反问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走?”
不过,按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以下称报告)的数据统计,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近10年来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例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教师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仅仅以收入差异或男女择业观为缘由,难以解释男教师的“逃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越弱
收入是令男教师“逃离”的一个因素。日本中小学男教师的比例比中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按照日本川口市一位小学教师的说法,日本从事义务教育的教职工的工资要比一般公务员高,因为除了工资,他们每个月还有各种名目的津贴;中国尽管已经作出规定,教师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以开封为例,一位小学教师介绍,教师月薪最高能达到3000元左右,而当地公务员可拿到四五千元。
北师大这份报告的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只以收入、待遇指标来论男性的职业选择会十分片面,既不符合事实,也会将问题极端化。
事实上,这一报告除了透露10年来男女教师比例的变化外,还
涉及一个重要的数据差异,即以城、镇、乡为指标,不同地区中小学男女教师的比例——
城市教师队伍更为“女性化”,县镇次之,农村学校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最小。具体而言,在小学阶段,城、镇、乡小学女性教师相应的比例为79.39%、68.16%和46.11%;在初中阶段,城、镇、乡初中女性教师的比例分别为64.4%、47.88%和41.67%。一个更为明显的对比是,北京、上海、广州2009年小学专任女教师所占比例分别是74.4%、74.21%、61.74%,而贵州、云南、西藏则分别是43.66%、46.56%和49.15%。
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生的吸引力越弱。
对农村男教师所占比重更大的一种解释是,在多数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能将义务教育读完,乃至走出去读书的多是男性。相应地,整个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们中没能走出老家的一部分人便留在当地做起教师,撑起了乡村的师资队伍。
留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则是一个追问:一些大城市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已是十分优越,以北京一些重点中学为例,招收教师的门槛有的抬升至硕士学历,相应的待遇则是解决户口、宿舍加5000元的中等月薪,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睐?
曾晓东的分析是,一方面,全国教师等级工资是一致的,即使在北京、上海这些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也只是多一些津贴补贴。换句话,与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仍抬不起头来”;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男性选择的余地更大。
当然,这也就涉及择业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因素。用方书贤的话来说,“男人要面子,对象都难找的工作,即便钱给的多了些也没人愿意去。”
除了教书还是教书,老师成了“套中人”
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
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本人则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只是教书匠,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