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当代青年在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问题

探讨当代青年在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问题

中国青年的恋爱婚姻家庭生活在刚刚过去的100年间发生的变化超过了之前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民族的婚姻史。当代青年在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面临着以往时代不曾遭遇的新问题和新尴尬。

一、延长的青春：早恋与晚婚带来的性困扰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基本属于农业社会。青年性成熟与早婚习俗基本同步，有些孩子甚至不等身心发育成熟就已经“被婚嫁”。而现代青年恋爱年龄通常比法定结婚年龄提前数年，结婚的时间却比法定结婚年龄大大延迟。由此造成的“超长青春期”，给荷尔蒙分泌十分旺盛，却又不可能通过婚姻关系满足性欲望的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性困惑。潘绥铭从1997年到2001年开展的《全国大学生性行为追踪调查》和20-64岁总人口的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从中学开始发生，毕业后达到高峰（见表1。

同一项研究结果还揭示了父母态度对子女异性交往的等级有着明显影响。父母对子女异性交往越是反对、担心，子女出轨行为的比率越高（见表2）。而理解并支持子女与异性正常交往的家长，子女选择越轨行为的比例越低。

虽然性观念的开放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

度，但在“做”与“不做”、“想”与“不想”、“敢”与“不敢”之间，性困惑和性压抑仍然普遍存在，并将长期困扰结婚更晚的年轻人。由此诱发的性行为失范也将成为长期的社会问题。

二、时空的阻隔：社会流动对婚姻生活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从青年人才向东部沿海地区持续迁徙，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出国留学，到规模接近3亿的新生代农民工，时空阻隔给当代青年恋爱、婚姻家庭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异地恋”较高的失败率让许多青年望而却步，公开声明“谈恋爱不找异地”，这已经成为一些青年的“选择底线”。不得不两地分居的青年夫妻，包括一些工作性质特殊的“周末夫妻”，情感和婚姻的稳定性同样受到挑战。

分年龄组的离婚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离婚率从25-29岁年龄组开始明显上升，离婚的峰值年份则由30-44岁向30-54岁不断延伸（见表3）。其中结婚1-5年的短期婚姻破裂率10年上升了1.72‰。结婚6-7年之后，30-34岁青年离婚率上升了6.35‰，分别高于该年份平均离婚率 3.41‰和4.99‰。虽然不是所有年龄组中最高的，但上升幅度格外引人注目。

按照职业类别划分，最近十几年间，除了仍然厮守在家乡土地上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外，其他所有职业类别的离婚率都超过了平均水平。婚姻关系最不稳定的群体，恰恰也是流动性最大的。包含大量打工青年的生产一线工人，包含大量的自由职业者的不便分类的劳动者，离婚率增幅都超过了13‰（见表4）。与不断上升的离婚率相对应，当代青年对离婚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在乎”。

三、张扬的自我：经济能力和个性因素成为离婚和不婚的主要原因

张峻荣2008年曾经选取民俗文化相近的中原地区十个省、市，即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通过比较人均GDP和离婚率水平，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离婚率水平有着显着的相关关系，并得出人均GDP每提高2897元，则该地区的离婚率会上升一个千分点的变化模型［1］。鉴于人均GDP 更多地反映了各地区产业结构、经济总量的差别而不是居民消费能力的差别，本次研究笔者仍然选取上述10个省市，采用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中各地离婚率与人均消费水平进行比较，同样直观地证明了两者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见表5）。

表5数据显示，虽然离婚率每上升1个千分点，各地人均消费依次增加的幅度不同，上海为5616.5元，北京为3477.2元，江苏为2463.2元，天津为2079.7元，河南为1921.2元，河北为1913.8元，安徽为1765.3元，江西为1459.6元，湖北为1342.1元，湖南为

1152.2元，但离婚率随消费水平上升的趋势是共同的。人均消费水平排在前4位的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离婚率也以同样的顺序排在前4位。支持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当代青年及其原生家庭经济能力的提高，显然是离婚无所顾忌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经济因素不再是维系婚姻最重要的纽带时，青年“张扬自己的个性”就有了底气。

与结婚离婚都需要“单位证明”的时代相比，当代青年离婚少了许多外部制约因素，加上离婚手续更加简便，离婚成本不断降低，自我意识更强的当代青年冲动离婚、草率离婚的也不在少数。因此“闪离”和“闪婚”一起成为2000年后的“网络新词”。

与持续晚婚同时出现的“不婚族”，给家长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困扰。传统社会30岁以上未婚青年大多自身条件较差，属于“被动不婚”，而当代“不婚族”中不乏“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他们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不错的工作和收入，享受“很小资”的生活，惟独缺少生命中的另一半。

2005年南京首创的“万人相亲会”，2008上海政府出面搭台的青年相亲会，各地妇女、青年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在公园、体育场馆组织的大规模集体相亲活动，在世纪之交都曾经盛极一时，但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这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男女青年，宁可“单着”也不愿意“将就”，

成了家长心目中“最不该剩下却偏偏被剩下”的特殊群体。

比较2000年、2010年度人口普查数据发现，1人户由28273351户［2］激增到58396327户（其中30-34岁1人户达到4022927户、35-39岁1人户达到4430958户）［3］，大龄单身人口10年间翻了一番多。

在大龄未婚族中，因人口性别比而受到“婚姻挤压”的男青年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由于1980年以来性别比持续走高，目前我国15岁以上未婚人口中，男性是女性的1.49倍，超过该比例的省市依次为：

陕西（1.51倍）；山西、福建、新疆（1.52倍）；青海（1.53倍）；上海、湖北（1.54倍）；辽宁（1.55倍）；湖南、四川（1.60倍）；贵州（1.71倍）；内蒙（1.72倍）；海南（1.73倍）；重庆（1.75倍）；浙江（1.79倍）；广西（1.80倍）；云南（1.88倍）［4］。因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造成的男性“被动不婚”，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四、抚养“成本”的提高：“80 后”对生育二胎充满纠结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许多人感到只生一个孩子没能“满足生育欲望”的话，那么当代青年中选择“能生也不想生”的比例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高。2014年，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