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一)

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一)

【内容提要】

韩愈的古文改革，乃是一场对儒家精神进行重新建构的文化运动。但唐朝总体的时代文化和政治精神对这一思潮持消极态度，在唐人心目中，骈文已转化为一种时代文化的心理，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稳定性。国家公文、科举取士，皆以骈文为本。凡此种种，皆使古文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事实上，经由六朝的全面振兴和初盛唐的进一步发展，骈文已充分显示出其作为一种文体不断充实发展、及时进行价值转换的优势，而在整个唐代长盛不衰。但从长远看，古文运动虽然“失败”。但这种对骈文的文体霸权地位挑战的努力却始终存在。唐以后的中国散文史，即转化为古文与骈文此消彼长的历史。陈寅恪认为“尊王攘夷”乃韩愈古文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一场振兴儒学的运动，其终极目的是排除佛教、维护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由此，韩愈以儒家向来所坚持的“夷狄”之辨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将“佛”划为“夷狄”而加以猛烈攻击。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以鼓扬华夏正宗的“道”统思想，而时下流行的骈文，其辞藻的绮丽和艺术层面对仗的严格要求不足以担负起宣传道统的职责。因此，韩愈首先从文章形式的改革人手，要求废除骈文，恢复先秦、两汉之古文。在韩愈的大力倡导实践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伴随韩愈的离世，古文运动旋即式微。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唐一代，韩愈故后，佛教依然畅行不衰，骈文依然风行于世，人们信手拈出的依然是读之琅琅上口、阅之绚烂多姿的骈体文章。韩愈的

古文运动，“一时颇有声势，但未能取得代替骈文的优势。整个中晚唐时代，骈文仍占主导地位”，“晚唐五代，骈文仍然盛行，古文不振”。不仅如此，从实际创作情况看，“唐代中后期的文章代表乃是擅长骈文的白居易、元稹而非韩愈”。清人姜宸英甚至认为，韩愈之后，“其徒从之者亦寡。历五代之乱，几没不传”。韩愈的古文运动经历五代之乱几乎爝火熄灭，骈文依然是“唐代最发达”的文体。既然韩愈的复古精神乃华夏正统，攘夷又是最强大的哲学和理论依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由导致这一伟大行动的失败?而从另一方面考虑：是什么原因使得骈文历经责难而生命不息?几经波折而终于不倒?

一

韩愈古文改革的失败固然有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种种原因，如政治上，李唐王朝本身即属“夷狄”身份，皇帝崇佛，对于韩愈的排佛，帝王本身即持消极态度，这是韩愈古文改革失败的直接政治因素。哲学方面，佛教信徒的众多，尤其是许多高级政府官员的信佛成为排佛的主要障碍。上述两条乃韩愈古文改革失败的外部因素，而在学术史研究中，更多的笔墨集中于对韩愈自身方面原因的探讨，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即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学力不至”。韩愈倡导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其文章化为儒学的布道工具而缺少文采，难以流通，这直接影响到其古文的传播和接受。这固然可为一说，但“学力不至”要成为古文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却是有些勉为其难的。其二，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之“道”乃是孔子的“仁义道德”，极力提倡一千多年前

的孔孟之道，并试图以此挽救已经变化离散了的世道人心和失堕的政治权威及其思想秩序，这显然是“软弱无力，又迂腐不实的”行为。因为韩愈所宣扬的“道”已远离了现实社会和当时的受众群体，“道”的超现实性又扼制了古文的传播价值和受众数量，因而清末学者夏曾佑将韩愈古文喻为“俳优”。其三，韩愈“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根四教为宗师”。韩愈所作古文，旨在明道，他认为，宣扬道德，是自己的神圣天职。由于过分强调文章“载道”的道德功能而导致文章“空言义理”，情感枯涩。由此，他的古文正如其人，保持了清醒的理性，却忽略了文学之所以为“文”的抒情和社会公用性。所以，韩愈古文“不足以振奋人心”，由此古文改革必遭失败。上述情况说明，学界在努力探求古文改革失败的种种原因。固然，每一说皆可自圆。关于此，诸本文学史和专门文体史已多有论述，于此不再赘言。

就我的研究来看，上述结论并没有抓住根本和要害，古文改革失败的本质原因在于骈文文体的无可替代性和应用的广泛性，以至于成为几乎所有文化人都不能脱离的一种文化生活。其影响之大，即使韩愈本身亦不能完全脱离，他自己的许多创作也是精美并至的骈文，至少是骈散结合之作。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化现象，也许能见证骈文和古文之间的诸多微妙之处。

韩愈反对六朝已达巅峰的骈文，其寄李翱书)有引其友人裴度所言，“观弟(李翱)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致，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学为意也。

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李翱为韩愈门生，在其师极力反对骈文之时，他却大力创作骈文，以至于韩愈友人裴度也深表不满，故对李翱提出严厉批评。但我们却也看出，韩愈排斥骈文的行动有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倡导古文，但他自己却未为表率，他无意识地利用骈文形式反对骈文，而且其几乎所有的应用文都是骈文。韩愈反佛的上疏，也多为骈体。这就说明，在韩愈的时代，骈文始终是主流文体。

中国文章，自先秦时起，即以奇句单行的散体文为主，到汉代，由于辞赋风靡，散体文为了自身的“生存”和自己的文体地位，不得不与时俱进，改变自己的风格。因而，汉代的散体文吸收辞赋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开始讲究对偶，骈文规模初具。两晋，骈文正式成体，以陆机成就最高，他许多骈文都精彩富艳，对仗工整。不少篇章成为经典，为后世学人反复模仿。旨在推扬骈文的萧统《文选》即以陆机的选文为最多。南朝，琅琅上口的骈文取代了枯燥乏味的玄言诗，骈文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形式上也逐渐制定了许多创作规则，如“绮觳纷披，宫征靡曼”句的字数必须是骈四俪六，“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要求平仄配合，而用典、比喻、夸饰、物色等也有严格要求。除四六对仗、韵律流畅、辞藻华美的审美感受外，骈文严格要求用典。典故并非骈文才用，散文、诗歌的运作中适当用典能增加美感和可读性，但用典并非散文和诗歌的必然要求，而骈文则几乎非用不可，而且以多取胜，以巧擅长。公文中的大量用典，从作者方面讲，其钩贯经史、

熔铸古今、闳丽渊雅，既可显示作者学识渊博，亦可使文章风格典雅、词句精工，增强艺术感染力，同时还可以使文章语气委婉含蓄、意味深长，不致因言语过于急切而触怒皇帝。由此，最大程度地发挥“达意明事”的文体功用。而从读者方面讲，情境贴切的典故，能够激发内心的共鸣，从而产生审美的愉悦；典故还可以引发更多的联想，而这正是古文所不具备的特质。徐陵、庾信作为时代骈文高手，其为数众多的经典篇目，辞意委婉、造语精妙、动人至深，书表制诰、朋友间的书信均多用骈体，出现了一批隽永的山水小简。即使学术著作，亦并用骈体。南朝后期，骈体的应用范围不仅“庙廷之上，敷陈圣德，典丽博大，有厚德载物主致，则此体为宜”，而且扩大到历史论文和哲学论辩之中，更专注于辞藻之美，“争一韵之奇，竟一句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骈文的形式美感为其他任何文体所不能取代。

骈文这种便于逞才使气的优势，同时也给创作带来了不便。而由于梁陈宫体诗的崛起，对普通的骈文创作造成巨大冲击，骈文开始脱离比兴寄托的主旨而只追求艺术形式的典雅华美。骈文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走向，而专意于“淫靡”的描写。不仅如此，用典剧增，导致晦涩、雕琢之风畅行。一方面是语言华美、风格纤细、技巧高超，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功能的“衰颓”，骈文开始受到责难，隋朝李谔建议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要求取消公文中的修饰雕琢。但事实上，骈文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畅行不衰，仍然是公文中的固有程式。初唐、盛唐时期，主流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