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承担了历史职责。

来源于：进步青年网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已经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形成和壮大起来。到五四运动时，全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余万，加上非产业工人，全国工人人数可达2000万人以上。在五四运动前，中国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日益频繁地开展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他们还参加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工人阶级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尽管在此期间，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还缺乏认识，而只是一个“自在阶级”，他们的各种斗争还多是自发的，在政治上还是追随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斗争的。但是，五四运动以前，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发展，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和最先进最革命的社会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从而为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准备了重要条件。

1900年前后，即清政府存在的最后十多年间，为了推行其所谓的“自强新政”，逐渐开办了一些设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校课程的新式学堂，并多次向欧美和日本派出了留学生，从而产生了一支不同于旧的封建文人和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接受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面对国家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卖国，怀有强烈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大多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近代文教卫生和新闻出版事业，都比晚清有了较快发展，新式学堂的开办和赴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留学的人数更多，使这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但是，随着辛亥革命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这支新的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发生了分化。少数人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买办势力，成丁他们的帮凶和工具;或者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悲观消沉。多数人继续怀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是他们的具体行动也不完全一样：有些主张走“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道路;有些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以各种方式继续参加或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

在尊孔复古的逆流中，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和主编《新青年》杂志开始，倡导开展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虽然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有严重的局限性——认为只要补上“思想革命”这一课，就能把国家建设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但是，新文化运动毕竟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使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寻求改造中国的新道路的极大热情——这就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发动做了思想准备。

尽管农民阶级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靠不住的。这样，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另一个新的革命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它身受三重压迫，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是最富于革命坚定性、彻底性与组织纪律性的阶级。只有它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才能把工农劳动人民和一切革命力量团站起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已经成长壮大起来，但是它还处在“自在阶级”和“自发斗争”的阶段，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人阶级要能适应历史的要求，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在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党，这是处在被压迫受奴役地位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办不到的。在马克思主义早已在欧洲产生，并已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五四”运动前两年，马克思主义已在俄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下，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能够起来传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发挥历史性的桥梁作用。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正好在这方面作了准备。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罢工运动的高潮，而且促进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汇合成一股汹涌壮阔的巨流，形成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也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统治。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在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六年，即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丰主义革命屡遭失败，国家状况更加恶化，革命的人们陷入苦闷彷徨之中，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的时候。同时，俄国是与中国北部接壤的最大邻国，革命前与中国有许多相同和近似之处，如同样深受封建主义压迫，经济文化也很落后，人民也迫切要求解放，等等。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苦难中的中国人民，首先是给予正在苦闷彷徨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爱国知识分子鼓舞和影响，特别巨大和深刻。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报道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随后，尽管有反动军阀的污蔑和禁令，中国人民还是一步步认清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真相。首先，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这次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革命，它是由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进行的，革命之后的俄国，由工人阶级和主要是农民出身的士兵掌握了政权，许多不识字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也得知了这一点，深受鼓舞;第二，中国人民通过对新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了解，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是工农劳动人民的政权，它坚决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制度和战争政策，立即给予了工农劳动人民以和平、土地和广泛的民主权利，使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工农劳动人民，成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同时，苏维埃俄国对外实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对内予以各民族平等的自主自决权利;第三，十月革命之后的世界革命高潮，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反抗斗争，让人们觉得革命的浪潮即将来到中国。

中国各阶级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随之到来的世界革命高潮有不一样的反应——封建军阀、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这一历史事件及历史潮流都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最深刻，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开始觉醒上。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指出了新的方向，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中国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迅速提高了政治认识，开始把寻找革命思想和救国真理的目光，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他们看到十月革命这个完全新型的革命，不但彻底铲除丁封建主义，打倒了地主资本家，而且打碎了套在俄国各民族身上的帝国主义枷锁。在国内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他们还从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中，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重重，已经趋向没落和衰亡，必然为新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所代替，他们认为世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剥削的阶级都必然要起来争取独立和解放，这是20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革命知识分子，不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和向往，而且积极学习研究指导俄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地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立场，抛弃了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上义道路的幻想，决心走俄国人的革命道路。继他之后或在他的带动、帮助下，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在五四运动前夕，就有了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也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这批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就开始有了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发动领导五四运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上，起了重要的先锋、骨干和桥梁作用。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革命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觉悟到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而且在行动上开始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号召人们去推动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这一点，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以前的革命运动，大多是革命者和劳动者脱离的。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这种情形才开始发生变化。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中，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逐渐认识到要推翻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改变日益恶化的国家状况，必须依靠和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去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李大钊指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同劳动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为此，他鼓励青年知识分了学习俄国革命青年的榜样，同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到工农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