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二题

摘要：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跌宕起伏、繁复多变，但其中一些结构要素形成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产生

的张力关系大体上决定了百年文学的运动轨迹和基本形态。本文集中论析两个方面，即文学嬗递中自由选择与规范约束、多元并举与趋同一体的潮涨潮落；文论对创作的促进与促退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失衡状态。

关键词：２０世纪；文学思潮；自由与规范；促进与促退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９９－０５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跌宕起伏，繁复多变，但其

中一些要素构成的张力关系促成了基本的矛盾运动。本文集中阐述两个方面，即文学发展中自由选择与规范约束的潮涨潮落，理论批评之于创作关系的平衡与失衡、失语和失范状况。

自由与规范：“一”与“多”的潮起潮落

文学从媒介材料上说固然是语言艺术，而一切艺术从精神内涵上说都是人的生命意志和社会情感的抒发与表达，文学的生命与魅力从来都只与个别性或特殊性相联，其创作、流传的最根本依据在于作家个人的独创性。也就是说，文学天然与生命的个别性和表达的自由性相关。列宁也说：“无可争议，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制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议，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

天地。”［１］

但是，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物和社会文化现象，其功能与效用必然被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所看中与利用，力求纳入自身规范，这是文学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因为既然文学是人学（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和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主体），而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便割不断与个人之外的社会组织的联系，不可能有绝对的生命意志的自由。因此，自由与规范的矛盾运动贯穿于任何文学的任何时期。自由引发多元，多元成就繁荣，相反，规范造成统一，统一导

致单调，“一”与“多”的矛盾运动成为影响２０世纪中

国文学思潮涨落沉浮的基本形态之一。

从自由与规范的角度认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前半叶大体属于多元时期，下半叶的５０－７０年代中期则是一体化时期，８０年代以来逐渐回归自由与多元。自然，历史运动是时间与事物性质交相作用的过程，阶段性划分所掩盖的绵延与变化必须得到认识与说明。

五四正式肇始的现代文学多元并举、自由竞争。在这一时期，取法不同国家民族、形态类型不一、文体风格相左甚至价值观念各异的多样化文学竞相涌现。“这是价值重估、怀疑一切的时代，文学在大破大立中开辟狂飚突进的道路；这是中外交汇、自由探索的时代，勇敢的作家大胆拿来，进行着从文体引进到理论借鉴等多方面的有益尝试；这是‘人’的发现与个性解放的时代，文学肯定一切生命的咏唱，鼓励所有独立的创造。因此，五四时期涌现出数量最多的文学

社团、流派和极其丰富的个性化的创作风格。”［２］

区别不仅存在于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而且广泛地存在于精神立场和人生态度。因此在后世不无美化的言论中，五四被想象为现代中国文学以自由多元造就繁荣兴盛的辉煌开端。虽然近年有人将左翼文学传统寻绎到五四时期，又以“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将五四与当代文学相联系，认为五四并不是“多元”、“共生”的文学阶段，其本身即为对不同的文学倾向进行选择的

作者简介：张岩泉（１９６２－），男，汉族，江西黎川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二题

张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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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对‘五四’的许多作家而言，新文学不是意味着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的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具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并非文学花园的实现，而是走向‘一体化’的起点：不仅推动了新文学此后频繁、激烈的冲突，而且也确立了破坏、选择的尺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３］上述阐释从特定的观念逻辑角度看不无道理，但必须从两方面进一步辨析：首先，文学既然是人的创造，它自然离不开人的作用，包括人的选择追求，只要这种选择追求凭借的是文学自身的传统与力量，则应理解为是正常的与合理的；其次，如果从五四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激烈批判来说，“一体化起点说”有成立的依据。但新文学内部的多元自由却更是经验存在并得到充分论证的“史实”。五四思想的歧义性既为当年文学的自由无序提供了空间，也为今天文学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示范。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虽然文学持续而急剧地“政治化”（总体趋势表现为：从自由走向规范，从多元走向统一），但自由多元的格局始终存在。左翼－革命文学和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固然在竞争中胜出，掌握了历史主动，占据了潮流中心，但自由主义文学也一直在发展，实力不可小觑，两者时而激烈对抗，时而和平竞争。即使到１９４０年代，文学的演变仍然顽强地表现出多种可能性，不仅同属新文学阵营的不同形态惯性发展，而且雅文学与俗文学出现了交融互动，连一向被歧视的旧体文学（如诗词创作和章回小说创作）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自由多元并非指多方势均力敌或一团和气，而是允许竞争和差异，接近生物界的生态平衡，是共生共荣的过程与结果。毕竟在整个２０世纪前半叶，像“左联”那样对成员具有纪律约束力和组织强制性的文学社团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作家是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公共空间的存在可以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作家的基本生活与自由写作。

由左翼－革命文学发展而来的“工农兵文学”成为唯一的文学形态的时间是在建国后，其结果便是文学的一体化。１９５０年代以来，主要是来自政治变革的力量从不同方面推动这一进程。其一，是把所有作家纳入国家体制，使之从过去自由的精神创造和文化劳作个体变成单位组织成员。而知识分子作家从个人到集体的身份转变其实是符合现代中国的建国目标的。从孙中山、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到毛泽东分别在不同的具体目标下促成过这一历程。“在民族平等、公民权利和人民国家的合法性宣称之下，现代国家在‘革

命’、‘解放’和‘合法权利’等名义下将个人重新组织到国家主导的集体体制之中，从而赋予现代国家对个人更为直接的控制权。”［４］为此建国后发起过持续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目的就是要将全体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统一到执政党的意志上来。其二，是将文学视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为文学制定、建构一套共同的规范，包罗了文学的各个层面。对于这套规范，作家个人只能尊奉不能违反，否则将导致批评和批判。国家政权接管了一切与文学有关的机构组织，对文学的产生、流布、评价等所有环节实行掌控，鼓励和倡扬“共识”的形成，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主题、题材、基调、风格方面越来越趋同，只存在一些细微的文学修辞和艺术成就的差异。

新时期文学又逐渐走出文学一体化的历史，不同的文学潮流，不同的创作风格甚至价值立场不尽一致的文学形态竞相涌现。进入１９９０年代社会政治对文学的控制放松，文化和文学分化趋势加剧，文学冲破规范重新呈现多元并举的格局。然而，这时期与五四时期不宜简单比较。其一，此时期的“众声喧哗”是在拥护“二为方针”大的共识下的自由书写，是一与多的共生共荣；其二，知识分子、作家的公开分化导致的文学多元与新时期市场化的改革路线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在文学的“喧哗与骚动”中不免也包含了一些泥沙俱下的混乱芜杂。

促进与促退：文论与创作的平衡与失衡

文论包括理论与批评。理论从多种多样的文学现象中提升问题，侧重基本原理性的探讨。而批评也称评论，更多地联系着创作形态，侧重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分析、阐发和评述。自然，“好”的理论或批评都应该是来源于创作现象的理论提炼，它能有效地说明创作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对创作的正确发展和不断繁荣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并反过来经受创作实践的检验，实现文学的理论形态与创作形态的和谐平衡、互动并进。但文学思潮的演变从来都只是对理想境界的无限接近而永远不能真正到达，因此其历程充满了失衡的曲折波澜。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文论与创作的关系更是这样的矛盾运动过程。

超前与滞后这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一种关系形态。当“风起于青萍之末”，即新的文学形态尚处于萌芽状态，理论家和批评家大声疾呼、认真研究、主动促成，充当文学前行的尖兵，为文学创作的创新突破积极地作理论上的探索和批评上的倡扬，就能使一种文学从可能变成现实，从一种新的趋向而蔚成风气。新文学是新文化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当胡适和陈独秀号召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时，其理论的鼓吹并没有作品的实证。由此可见，五四文学革命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