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

简述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

【内容提要】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促成思潮起落的众多原因中，有一点是内在的、重要的：中国文学在用自己的探索，为中国人寻找新的文化支点。本文从这一角度先后描述了社会批判、人道主义、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逃离后现代的文学探索等从70年代至90年代的一系列思潮，展示了中国文学界在新时期为中华文化重构所作的种种努力。

【关键词】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丰富多彩。促成思潮起落的原因众多，其中有一点是内在的、重要的：新时期文学穿透了政治的表层，进入到了文化层面，中国文学在用自己的探索，为中国人寻找新的文化支点。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一、社会批判文学思潮

1976年10月之后，中国文学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推倒文学身上左的束缚。不完成这一工作，新的文学便无法迈步。于是，文学开始在社会、政治层面对“四人帮”、对极左政治、文艺倾向进行批判，对建国以来的历程进行反思，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揭露。这是文学在新时期掀起的第一次大的思潮。它既是大陆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力，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思潮是从揭批“四人帮”文艺思想开始的。“四人帮”曾将十七年的文艺诬蔑为“文艺黑线专政”，又为文艺制定了一整套规定。1976年之后，文艺界首先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推倒了其“文艺黑线专政论”等一切强加给文艺界的精神枷锁和政治镣铐，批判了其“三突出”创作原则、“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思想，批判其“阴谋文艺”。文艺生产力得到了初步解放。文艺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有一种寒冬过去、春天来临的解放感、喜悦感。大家群情激昂，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然而要真正繁荣文艺，仅仅批判“四人帮”文艺思想远远不够。中国文艺思想中的左倾错误其实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与更大范围内的左倾倾向紧密联系着。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左倾错误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1978年5月，中国理论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口号，向一切禁锢思想的樊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文艺界积极参加了这一场大讨论，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

1.推倒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中国文艺从1942年开始，其主要任务便是“为政治服务”，一直演变到文革，“四人帮”利用文艺搞政治阴谋。1979年1月，上海《戏剧艺术》发表了署名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了质疑。三月，《文艺报》召开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重要问题之一讨论。四月，《上海

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随即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文艺界调动一切力量推倒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论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这场斗争的直接结果是1980年上半年，党中央作出决定，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文艺从政治附庸的地位解放了出来。

2.提出了“恢复现实主义光荣传统”的口号。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提倡现实主义。但在文革中，现实主义走向了“假大空”，文艺不能表现人民的真实生活。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界为现实主义招魂，呼唤文艺真实地反映现实，表现人民的疾苦。

文学创作在这样的背景上展开，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三大思潮都在社会批判层面，共同构成大的社会批判思潮。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刘心武、卢新华先后发表了小说《班主任》、《伤痕》。小说没有停留在对“四人帮”的一般批判上，而是深入揭露了十年动乱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造成的创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内伤”。这些作品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也有人不满意，认为它是“暴露文学”、“缺德文学”，因而在文坛内外爆发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的讨论。讨论中，现实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人们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真实地去面对社会、历史与人生的时候，作家们发现，中国的左倾在文革前的“十七

年”早已存在着。于是作家的揭露批判便超出了文革的范围，在更大的时间跨度里反思已经走过的路。这就出现了反思文学。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作品把反思的触角伸到了大跃进、反右等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之中，生产了巨大反响。

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一部分作家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之中，当时的现实是祖国百废待兴。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大声呼唤改革，引来了“改革文学”的热潮。当然，当时的改革大多只在政治思想层面，还未能深入到经济与文化，但在当时却已经产生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二、人道主义文学思潮

文学在对左倾思潮进行批判反思的过程中，发现左倾在中国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中国的封建思想有着直接渊源。文学于是穿过了社会政治层面，进入了对文化思想的思考。人们认识到，当祖国在左倾的轨道上运行的时候，人都变成了工具、变成了某种观念的奴隶。表现在思想文化上最大的问题是，人，没有被当成“人”看待。文学开始借来西方的人道主义，在文本里书写着大写的“人”字。

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并不始于七、八十年代。早在“五四”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猛烈批判了封建文化，并从西方文化中为重构中华文化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人。周作人在《新青年》五卷三期上发文认为，所谓新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当时的文坛立即刮起了“人”的

旋风。以致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论里说，《人的文学》是“当时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重要的宣言”。那是一个呼唤“人”的时代。从拥护德、赛两先生，到文学改革，再到周作人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从诞生起所做的一切都与“人”的呼唤有关。但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始终联在一起的。当民族危机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人道主义的声音自然演变为民族主义的声音。

十七年时期，针对文学的创作中存在的弊端，钱谷融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但遭到不应有的批判。长期以来，人性、人道主义一直成为文学的禁区。八十年代，人道主义的声音再起，接通了五四人道话语的源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一批作品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权利，鼓吹以人为目的。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文学作品首先挖掘人物的人性美、人性美。叶文玲的《心香》、张抗抗的《北极光》、刘心武的《如意》、丛维熙的“大墙文学”都写出了感人的心灵，使人受到美的熏陶和震憾。

随着人道主义讨论的深入，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人物的内心，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打破过去那种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的格局，跳出从抽象概念出发的人物塑造方法，使人物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一个活生生的个性。方之的《内奸》、苏叔阳的《故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内涵复杂深刻的人物形象。

理论上，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理性到十九世纪个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