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的转变与扩张

德意志帝国的转变与扩张

克制

19世纪初叶，西欧主要强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完成了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而中欧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一个国家的称谓——延续几个世纪的分裂传统使其裹足不前，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竞赛中落到了后面。

历经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中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其形势迫使一盘散沙的德意志城邦走向统一。此时，北德意志诸王国的实力逐渐增强，其中的普鲁土更因占据地利、人和等条件，迅速崛起。1862年，俾斯麦登上普鲁士政治舞台，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和击败周边强国(奥地利和法国)，以“铁和血”实现了德国统一的目标。1871年1月18日，于巴黎郊外凡尔赛宫富丽堂皇的镜厅，在德意志众多诸侯王公的簇拥下，年轻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路易·冯·霍亨佐伦(威廉一世)献上皇冠，威廉一世被拥立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一一由此也揭开了这个强悍民族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不断搏杀的序幕。

依托新帝国庞力的人力和矿产资源，结合工业革命后的先进技术和欧洲发达的金融商贸体系，使德国得以直接利用当时最先进生产设备建立起全新的工业体系，跳过了英、法等国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化工业蜕变的过程，从而出现经济迅速膨胀的局面。至1872年，德国工业产品生产量已占世界总量的13％，钢、煤产量超过了法国，在重工业、化工和电气等领域，涌现出克虏伯、蒂森、西门子等大型康采思。同时，德国国内基础建设日趋完善，现代化的铁路网、开始领先于世界的科技和工艺水平、基础及高等教育体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等等，均令整个世界羡慕不已。

军事方面，在巩固传统的陆地强势地位的基础上，总参谋长赫尔姆特·冯·毛奇(老毛奇)领导其陆军完成了近代军事革命，培养出欧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机器，它的兵役制度、参谋部体系、军官团队伍、后勤补给系统、战略机动能力……，都成为各国效仿的楷模。

德国迅速崛起的根源，集中体现在体制的协调性和善于组合自身力量的禀赋，而这种优势不仅仅局限在军事方面。在中央政府统辖下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均建有各自的全国性指导机构，其广泛性和管理成效均非常卓越。德国政府具有熟练驾驭社会进步的能力，德国人民又以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民族特性相配合，因此国力直线上升，仿佛一轮朝阳，强大的新帝国在欧洲大陆冉冉升起。这一阶段也称为“俾斯麦时代”。

此时德国的安全战略，重点为积极联合奥地利和俄国，抑制宿敌法国，对英国则采取怀柔政策。军事方面不断巩固陆军的优势地位，而对海军采取暂缓发展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制定，主要出于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的考虑。德国处于欧洲中部，周边陆、海均为列强所包围，陆上东、西两线同时受传统强国——俄、法的威胁，海上被波罗的海和北海限制了通向大洋的航路，受瑞典和英国封锁。

然而，德国陆上地理位置的居中，又便于它内线调动军队，行动颇为迅速(在联合奥地利后的机动范围也更加广泛)，使其能够在敌人完成准备之前集中力量予以连续重击。但是，海洋方面的形势要严峻很多，德国海军难以突破皇家海军的围堵，而且，皇家海军经过多年建设，海上霸主地位难以撼动。德国如果贸然投入精力发展海军，不但将影响到陆军建设，更会刺激英国投入海上军备竞赛，另外其必然施展纯熟的外交手段，联合欧洲陆上国家形成反德同盟(正如英国多次建立的反法同盟)。德国统一后虽然国力大增，但要同时对付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仍然力不从心，明智之举就是韬光养晦，潜心建设，积极运用外交和经济途径，改善周边政治环境，争取分化瓦解现实和潜在的对手，谋求自身利益。

俾斯麦在位近20年，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既不贸然发动陆上战争，也不发展海军刺激英国，基本专注于帝国的内部建设上。他推出了一连串经济改革措施，如实施国家工业化政策；控制金融以稳定经济；执行关税保护政策；进行社会福利改革，提倡社会平等并积极改善工人福利等等。“俾斯麦时代”也恰恰是“蒸汽机时代”。在西里西亚、鲁尔和黑森的钢铁和机械企业逐渐采用蒸汽机驱动机床、汽锤和起重机，无论是阴暗、肮脏的柏林郊区，还是整洁、美丽的慕尼黑，处处烟囱林立——工业化改变了德意志的生活面貌。

在外交方面，俾斯麦本人奉行所谓“仁慈的中立”，渴望欧洲和平，与路易十四、拿破仑等的炫耀武力、东征西讨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不理会国内的反对，在1878年奥、俄举行瓜分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柏林会议后积极倡导对俄友好，成立“三帝同盟”(德、奥、俄)，随后又善于运用三帝同盟这面“欧洲盾牌”施展外交手腕。

俾斯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战争从属于政治的道理，将武力仅仅作为外交的坚实后盾和重要筹码，但绝不轻易言兵。德国在这种正确且温和的国策指导下，实力不断增长，民族热情日益高涨。经过20年的发展，终于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力量，任何一个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单独与德国抗衡，柏林几乎成为欧洲的仲裁中心——德国获得了和平，全欧洲也将获得和平。

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在海洋方面一直采取防御态势。早在1864年，通过与丹麦的战争，普鲁士吞并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个公国，并着手开凿著名的威廉皇帝运河(即基尔运河)。该运河在防御上拥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使德国海军力量在战时可以迅速在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安全转移，而不必受到斯尔格拉克海峡(丹麦与挪威之间)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当敌国海军规模只有不到2倍于德国海军实力的情况下，前者不能同时封锁海峡与运河两个出口。

此时的德国海军规模，比起英、法、俄等均要弱小，但基本符合德国现行政策的身份。它完全属于近海防御力量，需要依托海岸掩护，但能够有效保卫重要出海口和港口。不过，它缺乏公海航行和作战能力，也无法威胁其他列强的远洋交通线，对于德国的海外利益不能进行有效地维护和支援。

转变

海外贸易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兴盛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产品、运输和市场。其中过剩的产品是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当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这些产品时，寻求以海外贸易方式兑现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家唯一的选择。此时，殖民地——这种最便利且贸易保护壁垒最少的海外市场的重要性立即凸显出来，而航运则是连接本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生命纽带”。

有贸易就有竞争，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基于生产效率和经营技巧，但不管一个民族在此方面表现得如何高明且具有天赋，它也只是在无力操控局面的情况下，才甘愿依靠单纯的效率进行竞争。一旦它拥有了控制权，它就会乐此不疲地使用这种权利，因为权利可以为海外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和超出正常标准的利润，而且避免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了牢固保有这些优势，排斥其他竞争者，任何国家均不惜直接诉诸武力。

德国迅速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化强国后，使其不仅要确保维持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必须的原料进口，并尽可能控制原料产地，更需要确保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寻求更多的海外殖民地——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但是，当德国扬起它的海上风帆之时，也同时发现边界以外的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已经被其他列强抢先瓜分得所剩无几。而且，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各国都在其势力范围内挂上了保护主义的标签，德国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着努力地效率竞争，却十分吃力又收效甚微。当然，迟到的德国在殖民地角逐中也分到了一杯残羹，但杯水车薪无法减轻沉重的压力。

德国人从事工商业的方法有着世所公认的优越之处，他们总是认真地根据目标来调节手段，善于既仔细又全面地观察问题的细节和整体，热情不倦而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德国人的这些优点以及工业产品的优秀，并不能改变其面对的市场窘境——追求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使德国上下心烦意乱，而欲望一旦被唤起，在满足之前是无法平息的。俾斯麦完全清楚这一点，作为各方利益的调解人，过分压制和鼓吹这种欲望都不是明智之举。压制会严重损害国内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和资本家的利益，自己将成为权利斗争的牺牲品；而鼓吹将导致过早暴露发展目标，引起其他强国的注目并抵制，完全可能招致全面的对抗——这是羽翼未丰的德国难以抗衡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调解各方的利益和矛盾，将人和集团利益置于强大的政府控制之下，同时又保持其适度的主动性——这需要领导者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

俾斯麦将发展海运业作为海上事业的开端，并很快初见成效。航运业是海外贸易的手段，后起的德国充分利用优秀的工业素质，很快发展起造船业和大型商船队。德国商船开始远航，并将品质良好的工业制成品输送到世界各地，同时，先进的技术又为本国造船企业赢得了广泛的订单，来自世界各地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