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的转变与扩张

德意志帝国的转变与扩张
克制
19世纪初叶，西欧主要强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完成了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而中欧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一个国家的称谓——延续几个世纪的分裂传统使其裹足不前，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竞赛中落到了后面。

历经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中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其形势迫使一盘散沙的德意志城邦走向统一。

此时，北德意志诸王国的实力逐渐增强，其中的普鲁土更因占据地利、人和等条件，迅速崛起。

1862年，俾斯麦登上普鲁士政治舞台，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和击败周边强国(奥地利和法国)，以“铁和血”实现了德国统一的目标。

1871年1月18日，于巴黎郊外凡尔赛宫富丽堂皇的镜厅，在德意志众多诸侯王公的簇拥下，年轻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路易·冯·霍亨佐伦(威廉一世)献上皇冠，威廉一世被拥立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一一由此也揭开了这个强悍民族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不断搏杀的序幕。

依托新帝国庞力的人力和矿产资源，结合工业革命后的先进技术和欧洲发达的金融商贸体系，使德国得以直接利用当时最先进生产设备建立起全新的工业体系，跳过了英、法等国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化工业蜕变的过程，从而出现经济迅速膨胀的局面。

至1872年，德国工业产品生产量已占世界总量的13％，钢、煤产量超过了法国，在重工业、化工和电气等领域，涌现出克虏伯、蒂森、西门子等大型康采思。

同时，德国国内基础建设日趋完善，现代化的铁路网、开始领先于世界的科技和工艺水平、基础及高等教育体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等等，均令整个世界羡慕不已。

军事方面，在巩固传统的陆地强势地位的基础上，总参谋长赫尔姆特·冯·毛奇(老毛奇)领导其陆军完成了近代军事革命，培养出欧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机器，它的兵役制度、参谋部体系、军官团队伍、后勤补给系统、战略机动能力……，都成为各国效仿的楷模。

德国迅速崛起的根源，集中体现在体制的协调性和善于组合自身力量的禀赋，而这种优势不仅仅局限在军事方面。

在中央政府统辖下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均建有各自的全国性指导机构，其广泛性和管理成效均非常卓越。

德国政府具有熟练驾驭社会进步的能力，德国人民又以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民族特性相配合，因此国力直线上升，仿佛一轮朝阳，强大的新帝国在欧洲大陆冉冉升起。

这一阶段也称为“俾斯麦时代”。

此时德国的安全战略，重点为积极联合奥地利和俄国，抑制宿敌法国，对英国则采取怀柔政策。

军事方面不断巩固陆军的优势地位，而对海军采取暂缓发展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制定，主要出于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的考虑。

德国处于欧洲中部，周边陆、海均为列强所包围，陆上东、西两线同时受传统强国——俄、法的威胁，海上被波罗的海和北海限制了通向大洋的航路，受瑞典和英国封锁。

然而，德国陆上地理位置的居中，又便于它内线调动军队，行动颇为迅速(在联合奥地利后的机动范围也更加广泛)，使其能够在敌人完成准备之前集中力量予以连续重击。

但是，海洋方面的形势要严峻很多，德国海军难以突破皇家海军的围堵，而且，皇家海军经过多年建设，海上霸主地位难以撼动。

德国如果贸然投入精力发展海军，不但将影响到陆军建设，更会刺激英国投入海上军备竞赛，另外其必然施展纯熟的外交手段，联合欧洲陆上国家形成反德同盟(正如英国多次建立的反法同盟)。

德国统一后虽然国力大增，但要同时对付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仍然力不从心，明智之举就是韬光养晦，潜心建设，积极运用外交和经济途径，改善周边政治环境，争取分化瓦解现实和潜在的对手，谋求自身利益。

俾斯麦在位近20年，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既不贸然发动陆上战争，也不发展海军刺激英国，基本专注于帝国的内部建设上。

他推出了一连串经济改革措施，如实施国家工业化政策；控制金融以稳定经济；执行关税保护政策；进行社会福利改革，提倡社会平等并积极改善工人福利等等。

“俾斯麦时代”也恰恰是“蒸汽机时代”。

在西里西亚、鲁尔和黑森的钢铁和机械企业逐渐采用蒸汽机驱动机床、汽锤和起重机，无论是阴暗、肮脏的柏林郊区，还是整洁、美丽的慕尼黑，处处烟囱林立——工业化改变了德意志的生活面貌。

在外交方面，俾斯麦本人奉行所谓“仁慈的中立”，渴望欧洲和平，与路易十四、拿破仑等的炫耀武力、东征西讨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不理会国内的反对，在1878年奥、俄举行瓜分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柏林会议后积极倡导对俄友好，成立“三帝同盟”(德、奥、俄)，随后又善于运用三帝同盟这面“欧洲盾牌”施展外交手腕。

俾斯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战争从属于政治的道理，将武力仅仅作为外交的坚实后盾和重要筹码，但绝不轻易言兵。

德国在这种正确且温和的国策指导下，实力不断增长，民族热情日益高涨。

经过20年的发展，终于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力量，任何一个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单独与德国抗衡，柏林几乎成为欧洲的仲裁中心——德国获得了和平，全欧洲也将获得和平。

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在海洋方面一直采取防御态势。

早在1864年，通过与丹麦的战争，普鲁士吞并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个公国，并着手开凿著名的威廉皇帝运河(即基尔运河)。

该运河在防御上拥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使德国海军力量在战时可以迅速在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安全转移，而不必受到斯尔格拉克海峡(丹麦与挪威之间)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当敌国海军规模只有不到2倍于德国海军实力的情况下，前者不能同时封锁海峡与运河两个出口。

此时的德国海军规模，比起英、法、俄等均要弱小，但基本符合德国现行政策的身份。

它完全属于近海防御力量，需要依托海岸掩护，但能够有效保卫重要出海口和港口。

不过，它缺乏公海航行和作战能力，也无法威胁其他列强的远洋交通线，对于德国的海外利益不能进行有效地维护和支援。

转变
海外贸易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兴盛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产品、运输和市场。

其中过剩的产品是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当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这些产品时，寻求以海外贸易方式兑现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家唯一的选择。

此时，殖民地——这种最便利且贸易保护壁垒最少的海外市场的重要性立即凸显出来，而航运则是连接本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生命纽带”。

有贸易就有竞争，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基于生产效率和经营技巧，但不管一个民族在此方面表现得如何高明且具有天赋，它也只是在无力操控局面的情况下，才甘愿依靠单纯的效率进行竞争。

一旦它拥有了控制权，它就会乐此不疲地使用这种权利，因为权利可以为海外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和超出正常标准的利润，而且避免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了牢固保有这些优势，排斥其他竞争者，任何国家均不惜直接诉诸武力。

德国迅速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化强国后，使其不仅要确保维持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必须的原料进口，并尽可能控制原料产地，更需要确保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寻求更多的海外殖民地——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但是，当德国扬起它的海上风帆之时，也同时发现边界以外的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已经被其他列强抢先瓜分得所剩无几。

而且，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各国都在其势力范围内挂上了保护主义的标签，德国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着努力地效率竞争，却十分吃力又收效甚微。

当然，迟到的德国在殖民地角逐中也分到了一杯残羹，但杯水车薪无法减轻沉重的压力。

德国人从事工商业的方法有着世所公认的优越之处，他们总是认真地根据目标来调节手段，善于既仔细又全面地观察问题的细节和整体，热情不倦而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然而，德国人的这些优点以及工业产品的优秀，并不能改变其面对的市场窘境——追求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使德国上下心烦意乱，而欲望一旦被唤起，在满足之前是无法平息的。

俾斯麦完全清楚这一点，作为各方利益的调解人，过分压制和鼓吹这种欲望都不是明智之举。

压制会严重损害国内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和资本家的利益，自己将成为权利斗争的牺牲品；而鼓吹将导致过早暴露发展目标，引起其他强国的注目并抵制，完全可能招致全面的对抗——这是羽翼未丰的德国难以抗衡的。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调解各方的利益和矛盾，将人和集团利益置于强大的政府控制之下，同时又保持其适度的主动性——这需要领导者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

俾斯麦将发展海运业作为海上事业的开端，并很快初见成效。

航运业是海外贸易的手段，后起的德国充分利用优秀的工业素质，很快发展起造船业和大型商船队。

德国商船开始远航，并将品质良好的工业制成品输送到世界各地，同时，先进的技术又为本国造船企业赢得了广泛的订单，来自世界各地的财
富变成德国资本家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马克。

德国资本终于找到了向外延伸的途径，工商业巨头们迅速组织成立了北德意志—劳埃德(Norddeutsche-Lloyd)和汉堡—美洲(Hamburg-America)等航运公司，并且雄心勃勃地准备与英国的白星、卡纳德等老牌海运企业争雄。

作为世界海运业的绝对霸主，英国对德国的行动一直冷眼旁观。

这是因为与法、俄、意大利等强国相比，德国海运业还相对弱小，难以威胁英国的海外殖民利益。

另外，德国在大力发展海运业的同时，其海军发展仍然相对保守，沿海防御的战略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这不仅使以英国为首的海上强国没有过早警觉，招致四面树敌，而且也使早期的德国将宝贵的资金集中在可以带来巨大财富的事业当中，避免陷入耗资巨大的海军建设——前者投入的成本可以直接获得成倍利润，而后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是吞金巨兽，对于新兴国家，过早的军备建设会耗费国家的主要精力，延缓自身的发展。

此时德国对于海外殖民地的追求，主要通过施展高超的外交手段获得。

1884年11月—1885年2月，俾斯麦发起并主持了欧洲14国列席的“柏林会议”，议题是关于瓜分非洲刚果地区(蕴藏多种资源，如木材、钻石、以及铜、锰等重要战略金属)。

至会议结束，列强之间达成协议，德国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果实，并且最终修改了以往惯用的“发现即占有”的殖民规则，提出了“必须有效占领”的新标准——这为后起国家赢得殖民地设定了“公平条件”。

“柏林会议”的举行，标志着德国正式走向海外扩张的道路。

总之，上述时期的德国，依靠实力的不断提升和政策的正确指引，迎来了近代史上的黄金岁月。

这是德国商业最繁荣，科技领先世界、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的时期，其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思想文化观念也在世界广为传播。

沉寂了数百年的条顿民族，终于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惊人的能力。

狂热
德国的海外扩张是其通向帝国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因此其寻求殖民地的野心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扩张的欲望只会随着实力的逐步膨胀而高涨，小心谨慎的发展策略已经难以满足利益阶级的需求--他们需要“阳光下的帝国”，而不是“仁慈的中立”。

1888年6月，在位仅一百天的腓特烈三世去世，其长子威廉·腓特烈·维克托·阿尔伯特继位，史称威廉二世。

威廉是个富有激情、好大喜功的统治者；其性格冲动而自负，他不满足于德国做为一个欧洲强国的现实，而要仿效其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皇，梦想使德国成为拥有广泛海外领地的世界帝国——这和当时国内多数利益集团的想法一拍即合。

这种激进、张扬的海外策略，与俾斯麦奉行多年的克制、韬晦的大陆策略背道而驰。

但俾斯麦强硬的性格和居功至伟的国家缔造者身份，使新皇帝感到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不过，曾经听命于首相的各界势力，嗅出君主的动向，开始纷纷对俾斯麦的政策进行攻击和非议。

这位年届七旬的老人，终于无法适应复杂的国内新局势，1890年3月，他被威廉二世解职，回到汉堡附近的庄园中，忧心忡忡地望着他倾注毕生心血缔造的德国战车驶向未知之路。

当时，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商船队，并且规模仍在不断扩充，这使得德国在和平环境下通往世界的航路畅通无阻。

然而，海外市场大多数处于他国法律控制之下，这些国家经常倚助武力来倾销自己的产品，德国难以与之进行公平竞争，其次，海洋上稳定和平的时日廖若晨星，经常充满无法预测的危险，漫长的航线随时需求保护——所有这些现实都造成德国对一支强大海军的热切渴望。

德国发展海军的强烈动机，与德皇威廉二世本人也有直接的关系。

1889年8月，登基仅一年多的威廉二世接受英国邀请，以名誉海军元帅身份率领—支德国舰艇分队，出席了盛大的皇家阅舰式。

英格兰南部怀特岛外斯皮特海德(Spithead)洋面浩大壮观的皇家海军战舰群，令威廉二世所挑选的“德国海军最好的”战舰相形见拙。

盛大的典礼强烈刺激了威廉二世的自尊心，皇家海军的霸主气势使其羡慕不已。

1890年5月起，德国先后开工了4艘勃兰登堡级(Brandenburg)战列舰。

与以往的德国铁甲舰设计思想不同，该级舰突出了公海战斗的要求，将舰队海上决战思想放在首位，与英国划时代的“皇权”级(Royal Sovereign)相似，是海军发展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的铁甲战列舰。

德国海军后来陆续建造服役的战列舰(前无畏舰)，均以此为设计样本。

就在德国海军开始走向大洋的同一时期，影响深远的“制海权理论”诞生了。

1890年马汉出版了海权三部曲的首部《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2年后，第二部《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出版。

1905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制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面世。

马汉通过
分析、总结海军史、上大量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了制海权对历史和帝国形成的影响，提出了他关于国家政策、海洋战略以及海军战术的新概念—制海权理论。

马汉的学说相对公正地分析了历史，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找到了理论依据，所以一经提出，立即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并被各海洋强国和海军承认和接受，其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

威廉二世本人更是如饥似渴的拜读了马汉的三部曲，并深深折服于其理论当中——这就是实现他所梦想的世界帝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在1890年前后，德国海军的总规模还排名于英、法、俄之后，但工业化帮了德国的大忙，它的兴起正好赶上海军装备大过渡时期，风帆时代结束，蒸汽钢铁时代到来。

德国不用花费巨大精力去培养具有海洋性格的船长和水兵，也不用砍光森林换取雄伟的风帆战列舰。

只要德国统治者愿意，它就可以凭借优异的工业技术和高效的生产能力，快速而协调地建立起完整的海军体系，而这种组织能力正是德国政府的专长。

1897年，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少将(A1frod Tirpitz)被德皇任命为海军部长，使德国海军的发展步伐开始加快，提尔皮茨早年出任东亚巡洋舰队司令，是优秀的海军战术学家，坚定的战列舰派人土，具有出色的组织和管理才能且颇具政治头脑。

与威廉二世相同，提尔皮茨也对马汉的理论推崇备至，相信德国借助出色的工业能力，将会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

提尔皮茨上任伊始，在得到德皇全力支持的前提下，开始了热情洋溢的游说工作。

他大肆宣扬海权对德国至关兴亡的重要性，努力为海军争取与陆军平等的地位。

他的鼓动得到德国上下各界的广泛认可，因为这种理论不但满足了德国财阀对利益的追求，而且也迎合了这个时代德国民众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1898年，受到英国一个类似组织的启发，德国也成立了全国性的海军组织——海军联盟，当时规模最大的克虏伯集团充当其经费后盾。

一时间，社会各界以加入海军联盟为时尚，联盟成立第二年会员即达25万，远远超过以海军立国的英国海军联盟。

到1904年，其会员已经超过100万，其中有1／4来自地处内陆的萨克森地区。

德国海军联盟引人注目的发展很大程度来自民众普遍的共鸣，1900年，海军联盟的领导人说道：“不是我们的规章，而是蕴涵于联盟身上的那种精神造就了我们的成功。

这种精神反映了每一个德国人的憧憬，这个对德国海军的憧憬已体现在了我们的旗帜当中。

”
国民的情绪往往能强烈左右一个国家的行动方向，过去长期分裂的历史赋予了德国人民渴望建立统一强大帝国的热情，这和德国的现实利益追求融汇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得德国人民全力支持其统治者的主张。

在德国上下一心的情形下，德国首相冯·比洛(von Bulow)说出了宣言般的话语：“我们不会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强国在权利上的平等，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与他国同样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异议。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能够永远强大。

”
行动
1898年，在进行了大量极富激情的鼓动工作后，德国议会批准了提尔皮茨提交的1898年海军扩充法案。

该法案包括：建造19艘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6艘大型巡洋舰和16艘小型巡洋舰，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驱逐舰和后勤支援船只。

这是德国海军正式挺进世界海洋的信号，它表明德国决心在现在和将来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

大英帝国冷眼旁观着它的邻居在一水之隔的对岸活动筋骨，这是否又是一个对自己的海上霸权提出挑战的巨人呢?它实在不愿意继续扩大竞争者的名单。

布尔战争的泥潭使英国深陷非洲之角，一点点地消耗着它的实力；法俄两国在欧洲大陆被德奥牵制，转而谋求海外殖民利益，尤其是俄国，对土地的欲望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已经开始威胁英国在亚洲的利益；遥远新大陆上新兴的美国抛出的门罗主义，严重牵制了英国在美洲的活动……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无时不需要宗主国的照应，奉行双强战略(规模为法国和俄国的总和）的皇家海军分散在世界各地，如果这时在家门口又出现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将是异常棘手的问题。

不过，1898年的德国海军扩充法案还只是引起英国的警觉，并没有招致其强烈的反应。

一方面因为这个计划并没有提出确定的假想敌，而建成的德国海军在规模上仍然难以超越法俄两国，并且德国缺乏海外基地的弱点使之难以前出到远海活动，对英国海外利益不难形成有效威胁。

另一方面，法、俄于1894年形成的同盟吸引了皇家海军的主要注意力，长期奉行的双强战略已经处于勉强维持的境地，此时再为
自己树立新对手，力量对比的天平就会倾斜。

两年后的1900年，提尔皮茨再次提出一个新的海军扩充计划并得到了议会的批准，其内容足具爆炸性，计划将德国海军的规模再扩大一倍——主力规模达到38艘战列舰和58艘巡洋舰!这支海军一经建成，将至少成为世界第二的海上武装力量，其实力完全能够击败法国或俄国。

不仅如此，提尔皮茨还明确了这只舰队存在的目的——“这种大海军的目的，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否则就有使自己优势遭到破坏的危险”。

这支凝聚着德国30年发展心血，寄托着德国千万国民无限希望的舰队，被骄傲的命名为“大洋舰队”（Hochsee Flotte／HighSeas Fleet)。

这种咄咄逼人的扩张策略，与俾斯麦时代的策略完全不周，最终带来的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德国大力发展海军，是为了服务于海外扩张行动，其最终目标，不言而喻是建立一支将比头号海军强国还要强大的海上力量。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德国这种愿望无可厚非，但其行动不可能不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其作为已经使其它任何一个国家感受到这种力量造成的压力。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英国。

俾斯麦当政时期坚决反对德国建成世界第二位的海军力量，就是为了避免招致英国的敌意，从而为德国树立又一强敌。

而现在德国扩张的矛头直接指向拥有最大海外利益的英国，并以其作为假想敌，这促使英国开始转变自己的战略目标，将过去遏止法、俄的重心转向对德国的遏止。

德国在增力军舰数量的同时，还在大力修造各类工厂和船坞，北海的海军基地也处于不断扩大之中，这些行动使德国具备了更大规模海军装备的制造和维修能力。

德尔布吕克在其《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一书中继续写道：“光靠雄心壮志并不能造就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行动，世界上任何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也不仅仅因为其对权利的渴望……德国永远不可能以征服英国为目标，但它应该且必须尽力对英国的行动加以限制。

”
德国的所为，从根本上打破了欧洲一百年来维持的均衡态势。

考虑到德国强大的陆军已是大陆上无人能敌的现实，而德国政府又希图建立一支同样可怕的海军，这就迫使受其威胁的国家联手抗衡。

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道：“不管如何定义均势……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

”因此，任何优势在它一出现时，就会被遏止，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发展成一个笼罩整个大陆的巨人，这如同对待历史上的西班牙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样。

德国在海洋方面跃跃欲试，尤其是建立至少占世界第二的海军的作为，从长远看是很不明智的。

其它国家对待德国的崛起，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得失来决定的，利益的不同，对待德国的态度也不同。

如果较多的世界强国共同遏制德国的崛起，其崛起就很有可能被扼杀，即使不被扼杀，由于四面树敌，也会给这个过程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障碍。

俾斯麦当政时期，权利集中于首相，德国尽量避免咄咄逼人举措，尤其避免发展大海军，其海外利益的谋求，尽量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

俾斯麦的初衷就是避免出现多数强国联合制约德国，扼杀其崛起的情况出现。

俾斯麦之后，马汉的海权论迷惑了德国领导者，适用于英美的学说并不适合于德国这样的大陆国家。

德国的陆军力量是其政治权利的传统基础，大力发展海军必然会出现陆权和海权不协调的问题，因此需要在二者之间达成平衡。

但平衡并不是平均，必须有所倚重，德国对海权的需要，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和弱，两者是彼此相辅相成的，作为领导者，必须协调两者的度。

德国国家利益的获得，更多是体现在能否通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牺牲局部利益，换得整体利益，尽量改善与各国的关系，从使德国的发展能够被认可和接受。

然而，德国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俾斯麦的去职，为国内政治权利的分散提供了可能，在国内上下一片发展大海军的呼声中，以威廉二世为首的德国领导者已经将军事从属于政治的信条抛在脑后，而企图同时挑战英、法、俄等旧殖民帝国，这实在是一场以国运进行赌博的举措。

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军舰冲出北海，活动于世界各地，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立场也逐渐强硬。

1890年，德国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同英国交换北海的赫尔戈兰岛(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从丹麦手中争取，这里距离德国最重要的威廉港不到一天的航程。

这还是俾斯麦在职时签定的协议)，极大的改善了德国海军进入北海的态势。

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强占中国的胶州湾，作为其亚洲大陆最大的军港和进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