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第28卷第2期2010年4月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 OURNAL OF HENAN UN I V ER SITY OF S C IENCE AND TEC HNOLOGY (S OCIAL S C IENCE)Vol 128 N 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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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探>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王永平,徐成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摘 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

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关键词: 南朝;襄阳;豪族

中图分类号:K 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0)02-0012-07

¹ 如陈琳国5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6(5北京师范大学学报61991年第4期)、张琳5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6(5武汉大学学

报61997年第6期)二文已涉及此问题,但二文的研究角度均着重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对这一地域集团社会基础的分

析则着墨不多。另,日本学者川胜义雄5侯景之乱与南朝的货币经济6(收入5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6第4卷,中华书局 一般说来,自刘宋中叶起,起自京口的北府武力明显衰落,上流沔汉襄阳地区的武力豪强日益兴起,逐渐成为支撑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雍州之侨置,始于东晋孝武帝时期。这一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关中、河南的流民,特别是十六国中前期/胡亡氐乱0后相继南徙的/晚渡士族0。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该地区与北方胡族政权接壤,民风刚劲尚武,以致史家有所谓/国家所恃将帅之臣每在雍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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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不过,与东晋南朝

其他地域集团的研究相比,学界对襄阳豪强群体的社会特征、兴衰过程及其与南朝军政局势变化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比之东晋南

朝时期较早得势的江东侨寓高门士族及以北府兵为组织系统的低级士族阶层,雍州襄阳武力豪强则为晚起之尚武阶层,并且影响南朝数代。何以如此?其中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于襄阳集团的社会结构特殊性。对于这

一问题,以往论者已有所涉及。¹

但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以社会史的视角加以观照,笔者觉得尚有申述之余地,故不揣浅陋,在充分吸收、借鉴前贤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南朝时期襄阳地方武力豪强社会的特征及相关风尚略作考析,不当之处,

恳请教正。

一、流民与土豪:东晋南朝襄阳

武力豪强的基本构成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地区的武力豪强势力主要由两类人群构成:一为外来之流民,一为当地之土豪。就其社会势力和影响之强弱而言,由外来移民而形成的襄阳地方豪强显然有过于土豪势力。

这里首先叙述由流民而形成的武力豪强势力。众所周知,西晋末年,/八王之乱0剧化,诸胡内进日盛,直接导致永嘉乱后中原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从地理位置而言,汉水流域与关中、河洛邻近,即所谓/汉水为陕甘人东南下之通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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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司、雍、秦、梁诸州流民避祸南迁,以沔

汉流域最为捷径。这样,自两晋之际始,以襄阳为中心的沔汉地区成为南迁移民的重要输入地之一。随着流民的日益增加和这一地区军政地位的

不断上升,东晋朝廷特在襄阳侨置雍州。对此,5太平御览6卷一六八5州郡一四6/襄州0条引鲍至5南雍州记6曰:/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0又,

第2期王永平等: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5宋书6卷三七5州郡志三6/雍州刺史0条:/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0从以上两则材料可见,襄阳地区移民的流入,就时间而言,始于/永嘉之乱0,但大规模聚集,则在/胡亡氐乱0之后,即北方羯人之后赵和氐人之前秦政权相继崩溃之后。因此,襄阳移民的主体,就南移时间而言,相对于江东高门士族,属于/晚渡0者。就其迁出地而言,以雍、秦之关中移民为主体。史籍可考之襄阳地方豪族主要有河东之柳氏、薛氏、裴氏,京兆之杜氏、韦氏,弘农杨氏等汉魏旧姓大族,其他如京兆王氏、安定席氏、皇甫氏、北地傅氏、河南宗氏等关陇、河南地方著姓亦纷纷迁至沔汉,甚至还包括西域之康氏、南安氐族之焦氏等。因此可以说,自西晋末年始,南迁襄阳的流民渐盛,至/胡亡氐乱0即东晋中期则达到高潮。

外来流民的输入和战争的威胁,对襄阳地区的本土势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他们向江南迁移。检点相关史籍可见,早期南迁至此的流民居无定所,无有资业,唯以劫掠为生。这在两晋之际尤为突出。在流民和土著的冲突中,部分土著望族甚至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襄阳蔡氏,自汉末以来为当地豪望,却在与流民的冲突中覆族。5太平御览6卷六九5地部三四6/洲0条引5荆州图经6载其事曰:

襄阳县南八里,岘山东南一十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强盛,共保

蔡洲,为王如所没,一宗都尽。

巨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一些襄阳旧族南徙避祸。此外,就地理位置而言,樊沔区域处于南北军事对抗的前沿地带,数十年间战火不息,双方在这一地区持续争夺,不断发生毁戍、徙民的情况。这对以宗族势力为基础的大族而言,无疑造成致命的伤害。在这一背景下,襄阳地区特别是以新野、南阳为中心的沔北地区的土著士族纷纷南迁。南阳地区本为汉光武帝乡,自东汉以来多勋臣后裔及地方世族,是汉沔流域重要的士族集结之地,出现了新野庾氏、南阳刘氏、乐氏、宗氏等地方名门。为避免覆族之厄,这些地方大姓,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大族纷纷迁移,其目的地一般选择在江陵。对此,陈寅恪先生在5述东晋王导之功业6一文中曾指出:

西晋末年中州扰乱,北人莫不欲南来,以求保全,当时具有逃避能力者自然渐向南移

动,南阳及新野之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

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能或不必

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邺,而迁至当日长江上

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此不仅以江陵一

地距胡族势力较远,自较安全;且因其为当日

长江上游之政治中心,更为占有政治上地位

之人群所乐居者也。

这些南徙家族原本是当地的最上层,具有/文化士族0的特征,且相互之间长期联姻,结党为援,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血缘纽带关系,其整体性南迁必然给当地社会造成深刻的影响。上层文化士族的外迁,导致这一地区社会发展层次的下降,特别是文化水准的衰落。另外,襄阳旧族南移,必然裹挟大量的部曲、宾客、奴婢等依附人口。这种大规模人口外迁,一度造成沔北地区土著人口的锐减,出现了所谓/旧民甚少,新户稍多0¹的情况,造成了外来移民与土著人口之间的比例失衡。

在襄阳地方之传统社会上层,或/文化士族0外迁之后,留居乡里的是本土豪强,其社会地位和文化品格自不能与南迁旧族并驾齐驱,属于地方乡豪土霸,就其门第特征而言,则属于寒门庶族。他们之所以未避祸南徙,一方面由于他们与南迁之文化士族之间社会地位的差距,即使南迁也难以得到门阀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这些土豪以往都散居乡里,所受外来移民与战争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于是像南阳蔡氏、新野曹氏这样的土豪便保居乡里。不仅如此,对这些土豪而言,社会的动乱和秩序的破坏,在某种意义上说,还给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遇。由于这一地区成为流民的聚集地,不少下层流民往往依附蔡、曹等土豪,而他们多积极/接待宾客0,[3]卷835蔡那传6借机扩张其势力,致使沔汉地区出现了类似北方坞壁的豪强势力,发挥了聚众保族的功能。不过,相对而言,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势力,雍州土著乡豪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宗族力量也较薄弱,难以从总体上控制地方乱局,不可能成为稳定地方社会的栋梁。

由此可知,自两晋之际始,由于襄阳地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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