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文艺观

儒家的文艺观
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本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本于心，二是源于道，分别出于儒道两家的哲学观和文学观，而儒家的集大成者就是孔子和孟子。

先秦时代流行的“诗言志”说，就其对文学本源的认识来看，即指文学本源于人心。

但在这种总方向下，孔子和孟子又从不同的角度对文艺观进行了阐述。

孔子从人的内心情感的内容和规律方面入手，在理论方面就有会意的意思，体现了“仁”得思想；而作为儒家的另一位大师的孟子，他是从人的外在外在行为规律的角度进行研究，他的基础是“义”。

孔子是一个很讲究道德规范的一个人，所以不难看出儒家的文艺与道德修养有密切的关系，故有子曰：“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

”孔子还提出了艺术最本质的功能就是“兴观群怨”说，所谓“兴”就是指诗歌具体安排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可以使人从诗歌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所谓“观”就是指诗歌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因而能让人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所谓“群”就是指则是认为诗歌可以有使人互相交流情感、加强团结的作用；所谓“怨”就是指文学作品有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乃至知识学习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它还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与此同时孔子还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

第一就是艺术上主张“中和”之美。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还说：《关雎》这首诗，抒发快乐的感情，但不过分，抒发哀怨的感情，但不悲伤。

”，所谓中和之美，是孔子哲学理论上的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应，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

第二就是“思无邪”说，即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它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

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第三就是“尽善尽美”说。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尽善尽美”说要求文艺作品“尽善尽美”，这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且由于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他与孔子又有不相一致的文艺思想。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
上》中提出“知言养气”来，篇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

所谓“知言”，是指辨别语言文辞是非美丑的能力；所谓“养气”，强调的是人的内心道德修养功夫，也就是人的内在品德的“充实”之美，“养气”需要“配义与道”，长期修养锻炼，才能达到“至大至刚”的境界。

“知言”的重要性，孔子早已指出：“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至于“知言”与“养气”的关系，孟子虽然没有直接的说明，但是对于原文细加咀嚼，就可以体会到“知言”植根于“养气”。

人的道德修养、思想认识提高了,自然会加强辨别语言文辞是非美丑的能力。

孟子认为作者首先必须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而形成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质蕴涵，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

这实际上就是说，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

同时他在《孟子·万章上》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一种理解诗的方法，即为“以意逆志”说。

孟子认为，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断章取义地曲解辞句，也不能用辞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心志。

而要把握这种“志”则需要读者自己的先验的情感判定。

而且孟子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艺观，那就是“知人论世”说。

它是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

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

总之，儒家的文艺观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同样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