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与汉简研究

陈梦家与汉简研究

沈颂金

【英文标题】Chen Meng-jia and His Han Bamboc Documents Study

【作者简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北京100088

沈颂金(1965—)，男，安徽省怀远县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法律古籍整理研究。【内容提要】陈梦家首次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简，即把简牍作为烽燧遗址的出土物，全面进行考察，《汉简缀述》是其代表作。此外，他对简牍形制学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简牍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关键词】陈梦家《汉简缀述》考古学

从20世纪初年斯坦因(Aurel Stein)等人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楼兰、尼雅、敦煌发现一批汉晋木简，到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的469枚竹木简，木简出土总数达一万余枚。其中，尤以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居延汉简最为重要。它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十分丰富，为后人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及史地，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利用甲骨文字、敦煌文书、汉晋木简等新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研究，成为新史学建立的标志。罗振玉、王国维最先涉足这一领域，他们合著的《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劳继之，所著《居延汉简考释》堪称居延汉简研究集大成之作。但是，王国维、劳的简牍研究，仅局限于排比事类，与文献相比勘，或者考订某些字词，或者证实片断的历史事件，仍然没有摆脱把简牍新材料视做历史研究的工具的传统窠臼，停留在以简证史的层次。尽管沙畹(Edward Chavannes)已经认识到了简文笔迹的相似性，王国维在《流沙坠简》的附表中曾对敦煌诸燧相当于简上何等级的治所作过初步的推定，马衡也曾经

试图用坑位来编次居延汉简，都意识到了考古学在简牍研究中的重要性，但限于条件，他们并没有完全将考古学纳入简牍研究范围之内。只有到了陈梦家，这种局面才得到了彻底的改观。

一、《汉简缀述》：简牍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典范

陈梦家(1911-1966)，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与徐志摩、闻一多一起，是“新月派”后期颇有影响的年轻诗人，先后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陈梦家由研究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再由古文字研究转入古代历史和考古学研究，在《尚书》、甲骨分期、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成就。除《汉简缀述》外，他还著有《尚书通论》、《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六国纪年》等多种。

陈梦家虽然没有受过田野考古的专业训练，但深知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早在1937年，他与闻一多等人一起前往安阳，参观殷墟的最后一次发掘。40年代，他在美国讲学期间，较多地领略了西方现代考古学资料的整理方法。1952年院校调整后，陈梦家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多次去考古现场参观，熟悉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因此，陈梦家能够按照考古学的要求，发扬金石学的传统，推陈出新，尽可能科学地整理大量考古发掘物及非发掘出土的资料，在某些研究领域(如甲骨卜辞、殷周铜器、汉晋木简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1959年7月，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发现《仪礼》简册，次年六七月间，陈梦家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往兰州，协助甘肃博物馆整理武威出土的汉简，并做进一步的研究，写了释文、校记和叙论。同时，他还对此墓所出的日忌、杂占简以及18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也做了考释，后经反复修改，于

1962年定稿为《武威汉简》一书出版。

与此同时，陈梦家还负责《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以此为契机，他的研究兴趣遂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对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汉简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对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简牍形制的考索。直到1966年逝世为止，他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共完成14篇论文，约30万字，结集成《汉简缀述》，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将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应用于简牍研究，是陈梦家《汉简缀述》的最大特色，尤其是与考古学的结合，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所谓简牍研究与考古学的结合，主要是指结合发掘报告对出土简牍内容进行综合考释时，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这在居延等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研究中尤为重要。例如，对整个居延烽燧遗址的分布定位，即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畴。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和防御制度》，就是利用考古发掘报告所写的杰作。这一方面与陈梦家的考古学意识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发掘报告等原始记录陆续刊行公布的结果。由于考古技术和方法的落后，加之斯坦因等人并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学家，因此，他们在西北楼兰、敦煌所获的汉晋木简并不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学方法发掘的，除了记录简牍的大致出土地点外，根本没有关于层位的记载。即使斯坦因等人所著的考古探险记录，如《中亚与中国西陲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记》、《中亚古道纪行》等，译成中文传入中国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再如，居延汉简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这是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属边塞的屯戍文书。这批简牍是在几个重要地方加以试掘所获，有的则是地面采集到的。但是，负责发掘事宜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没有及时公布这批木简的发掘报告，无法确定出土地点，因而居延汉简研究只能停留在考释字词等低层次上，无法深入。出土地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与出土简牍有着必然的联系。遗址的地理沿

革、性质用途和一切考古现象，是简牍文书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于简牍的断代、缀合及内容的研究，意义重大。直到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发掘报告 (贝格曼原稿)终于由索马斯特罗姆(Bo Sommar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发行。此前的1945年，贝格曼《蒙新考古报告》也公诸于世。这些原始资料的相继问世，为居延汉简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

陈梦家根据瑞典新出版的考古报告，并参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西北科学考察团旧档中找到的采集标记册及其他可以补充的资料，如斯坦因《中国沙漠考古记》等书和沙畹《中国古文书(斯坦因第二次所获)》、马伯乐(H.Maspero)《中国古文书(斯坦因第三次所获)》、孔拉第(A.Canrady)《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发现的中国和其他文物》以及中国学者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等著作，查明了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并以此作为重新整理居延汉简的基础，即后来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的主体部分。该书发表了图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了汉简的出土地点。陈梦家亲自为《居延汉简甲乙编》撰写了两个附录，即(1)《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与标号》，对30个地点出土的汉简情况及486个标号的归属做了详细的说明；(2)《额济纳河流域烽燧述要》，有选择地描述贝格曼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说明出土汉简遗址的基本情况，对张掖郡塞燧系列做了一次较有系统的叙述，并附以插图和地图。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陈梦家所完成的此项工作，“为用考古学方法科学地研究居延汉简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使汉简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P1706)。

陈梦家在整理汉简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考古学的作用。在《汉简缀述》中，他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出土地的问题，即遗址的布局、建筑构造以及它们在汉代地理上的位置。他首先根据贝格曼的考察日记和索马斯特罗姆编印的调查报告，作了《额济纳河流域障隧综述》，然后又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