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丁玲作为一位对生活有独到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由早期的描写莎菲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苦闷和追求，到中期的写走出恋爱的羁绊，投身革命洪流以及后期作品中所反映的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

【关键词】苦闷和追求；女性意识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丁玲一直对女性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形象的典型，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了女性解放这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那些带血的足迹。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1］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意识再具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加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女性意识将“女”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作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丁玲的创作中贯穿了对女性生存价值及其人生道路的探索。

1. 黑暗中不甘沉沦的求索1927年丁玲发表了处女作《梦珂》。作品写的是阅世未深的少女梦珂怀着美好的理想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但现实生活安排给她的是一个比一个更深的陷阱。红鼻子老师侮辱模特，而她所倾慕的温文尔雅的表哥背着她却干出下流龌龊的事……道路未找到，做人的尊严却受到损害。作者深刻地刻画了她道路追求碰壁的痛苦历程。一个向往自由，反对束缚，向往真实，反对虚伪的知识女性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寻找出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挣扎，最终还是进入一个不如意的地方。继《梦珂》之后，1928年丁玲发表了她的另一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部作品中，莎菲不再是“五四”初期那些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半新半旧式”女性，而是一个完全置旧礼教，旧道德于不顾的叛逆女性，在小说中，莎菲同时与两个男子苇弟和凌吉士恋爱，这本身就显示了莎菲在这种爱情关系中占据着充分的主动。由被选择而成为选择者，这表明“五四”女性的以婚恋自由，男女平等为内核的妇女解放意识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莎菲在战胜凌吉士后得到的是失落和迷惘。她叹道：“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们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2］由失望而自然陷入孤寂、自怜之中，“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我可怜你，莎菲！”这是莎菲女士留给世人的凄凉的绝叫，也标志着丁玲对爱情问题的思考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陷入了新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创作中。

2. 走出恋爱羁绊投身革命洪流的新女性1930年，丁玲发表了长篇小说《韦护》，作品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革命与恋爱的冲突，韦护

为革命决然离恋人而去，丽嘉也开始有所觉悟。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在创作意识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过去倾心于表现莎菲式的孤独、苦闷、哀叹、自怜，转变为表现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境遇中的困惑、彷徨、思索与积极的追寻过程。在《一九三零春上海（之一）》中，女主人公美琳是为了追随革命者若泉而毅然抛弃了整日伏案写作、不关心革命、了无生气的丈夫子彬，这比起丽嘉的被动追随，多了几分自觉与主动，表示了作者对以往盘踞胸中的爱情至上主义更进一步的怀疑乃至放弃。在爱情与革命的对峙中，已明显绮重于革命一方。到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玛丽这位不合时宜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遭到更“不客气”的处理，她与虽然爱她但无疑更热忠于政治活动的革命青年望微的分道扬镳，标志着作者对只要爱情，不关心社会的女性意识的彻底抛弃。1931年，《田家冲》这篇短篇小说发表，我们发现其中年轻的女主人公三小姐已纯然是一位成熟而坚定的革命者，而与之具有对等质量的男性形象已被略去，整个故事已与爱情无关。这就是说爱情也已被省略，革命的内容已成为全部。而已往于爱情故事中用心设计男性主人公这种习惯做法也已改变，与女性主人公相对应的男性形象首次缺席，这种变化正暗示着一种新写作意向，即不再沿袭此前的女性通过男性革命者引领而投身革命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变化了的新的女性意识中，男性个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以男性集体为主所担当的整个革命事业。

30年代，丁玲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的心体会时代女性的心理。但她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忧郁的女子，而是融入社会，把个人的幸福和民族的强盛结合到了一起。

3. 对女性解放现状的疑虑与不甘如果说，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丁玲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到40年代初，丁玲到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所创作的作品，则标志着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了一个日益成熟的时期。她以往略带盲目的革命热情降温，社会理性更趋深入，怀疑意识上升，对妇女解放的现状及未来产生了一定的疑虑，并由此激发出强烈的抗拒心理。特别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男人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3］当时的延安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那些当初响应号召投身革命的“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们再度回到家庭中做饭带孩子，日渐变得婆婆妈妈，“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并且被指责为“落伍”，有的还遭到男人的遗弃。丁玲正是敏锐地看到了在新的体制之下女性一如既往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命运，看到了革命对女性解放所做出的允诺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于是她又一次表现出了“莎菲式”的叛逆勇气，不再幻想，不再对男性充满依赖，而将女性自身的自立与自强意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作者毕生关于妇女问题思考的制高点。

发表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深入农村生活后创作的一部反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较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作者正式放弃女权立场的标志性作品。作为现代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这种放弃也就是带有一点女性集体“最后一课”的性质。在作品中，尽管还能从黑妮等女性形象身上依稀辨出丁玲昔日的一点女性意识迹象，但是，从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