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轻重与国运兴衰

“税负”轻重与国运兴衰
关于“税负”轻重与治乱兴衰这一有条件的相关性之规律性，古今中外的税收发展史都可予以佐证。

可以说，一部中外税收发展史，就其同类政体基础的税制而言，其实就是一部官民之间关于税负轻重、税率高低的博弈史。

税率越高、税负越重，国运便越衰弱；税率越低、税负越轻，国运便越兴旺。

以中国国运兴衰史而言，秦二世而亡，隋二世而亡，以致历朝历代的周期性兴衰更迭，无不与税负的轻重、税率的高低呈现一种基本合拍的“规律性”之正相关性。

秦亡于重税无疑。

据《汉书?食货志》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又据《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

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

’”再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在秦统一后的十几年间，就开始无限度地动用民力，横征暴敛，既建骊山墓，又修长城，还要百姓承担戌五岭等劳役，其结果，致使全国百姓“丁男披甲，丁女转输”，“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

”“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而且，因其法格外严酷，一人犯法，亲戚、邻居便会连坐；稍有不满，便会血腥镇压。

据南朝梁时文学家任昉在《述异记》中记载，早在秦王政二十八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阿房阿房，亡始皇”这样的童谣。

隋二世而亡，与前朝一样，初时赋役较轻，但不久便开始横征暴敛。

史载，隋初，“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隋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

”
但在隋炀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修建洛阳城，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

由于“易使促迫，僵仆而死的十分之四，每月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同时开运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

第三年五月就“发河北十余万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一通驰道”。

而且，随后一直横征暴敛不止。

而隋朝赋役之害，役制最甚。

既超时延期，又课及妇女，再者徭役苛重。

长城之役，“死者太半”；修船之役，“官吏督役，船工昼夜立于水中，不得休息，自腰以下全都生蛆，死者十之三四。

”同时，“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赋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日，价盈数倍,衰刻征敛，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

”隋同样亡于重税！
事实上，古往今来以税负轻重论兴亡的智者不少，其中以孙武最突出。

甚至可以说，正是孙武开辟了以税负轻重论国家存亡兴衰，判定敌方势力大小变化之先河。

而且，他就是根据敌方境内征税税率的高低、老百姓税负的轻重，准确预言了六家世卿灭亡的先后顺序。

在他看来，赋税轻则百姓高兴，百姓高兴则上下能同心，上下同心国家就能兴旺繁荣。

比如，一个专制的税制，其税负、税率既可能很低，也可能很高，但是，归根结底，都不可能长久地增进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福祉总量。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王朝兴亡史，就是最好的例证。

以明亡为例，和历代开国皇帝一样，鉴于前朝横征暴敛、民变四起的深刻教训，明初朱元璋便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百姓税赋、救助贫困灾户，进而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并一再告诫各州县官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

要在安养生息之。

”洪武十八年 (1385年)，朱元璋就对侍臣讲：“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

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

”
问题在于，仅就上述具体的赋税措施而言，真可谓“以民为本”的治税典范了。

然而坦率地
说，朱元璋所做一切都不是为了全体老百姓的福祉利益，不过是为了朱姓一家江山的千秋万代而已！他不仅再一次恢复并完善了前朝非人、全权的专制制度，而且，总是以为“民”的名义，既滥杀官吏，滥杀士人，也滥杀无辜百姓，包括所谓的减免赋税、救助鳏寡孤独的措施，其出发点和动机无不是为了他朱姓一家之江山计较。

换句话说，朱元璋所谓的仁政，所谓的以民为“本”，不过是其愚民术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就其本质而言，他和历代专制帝王一样，都不过是以民为“资本”而已。

与此相反，一个自由公正的优良税制，其税负、税率虽然也可能很低，也可能很高，但最终却可能长久地增进一个国家每一个国民或者大多数国民的福祉总量。

这是因为，不论朱元璋制定了多少减免税、救助鳏寡孤独的赋税财政措施，甚至个人生活多么节俭，但与其建立起来的，彻底剥夺了全体国民基本权利的、非人道、不自由、极端不公正不平等的专制制度之害相比，那些具体的惠民措施与个人品质，不过小善而已。

固然，这与历史上那些奢靡铺张，完全不顾百姓死活的残暴帝王相比，其小善也不应完全否认。

道理就在于，赋税负担的轻重、税率的高低，毕竟不是赋税管理的根本问题，赋税统治的根本在于：谁才是这种赋税制的真正主人。

即是说，国家收多少税，如何收税，在哪里征税，包括如何用税等等重大赋税权力，该由谁来掌握，体现谁的意志？
这一点，北欧诸国，比如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冰岛等国的高税负、高福利事实就最能说明问题。

据报道，瑞典整体税负50%，为欧洲最高。

据2009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税务负担指数，瑞典位列全球第四。

而一份欧洲纳税人协会的报告，甚至把瑞典评为“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

但是，瑞典社会的文明程度有目共睹。

芬兰的税负不也不轻，高达29.8%。

丹麦的税负同样不轻，工资税最高可至60%以上，另外还有25%消费税，以及礼物税、房产税、收入税等等。

同样，这些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令世人所羡慕。

相对而言，美国的税负却比较轻。

据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数据，最近一次联邦税率低于此水平的年份是1950年。

战后美国的平均联邦税率为18.5%，而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期间平均为18.2%。

从最广泛的税率意义上来说，当前的美国税率处在非同寻常的低水平，并且已经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在2009年和2010年美国联邦收入占GDP的比例均只达到14.9%。

同样，我们不能说美国社会衰亡了。

综上所述，要准确把握税负轻重、税率高低与国运兴衰之间呈现的带有规律性的相关性，只有在同类性质税制下的比较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仅仅从税负轻重、税率高低，既不足以对一个国家税制的优劣做出准确的判定，也不足以据此断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兴衰。

优良税制是促进国运畅旺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社会的繁荣与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每一个国民创造性潜能发挥、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

无疑，我们对当下税制优劣的省察与评定，也就隐含着对未来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关切与期许。

以税负轻重言之，关于当下中国税负轻重之争虽然还会继续，但也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

以小口径税负统计数据看，与发达国家比较，或许中国税负并不是最重。

以2012年为例，全国财政收入117210亿元，占2012年519322亿GDP的21.32%。

问题是，如果再加上政府性基金、国有企业收入、社会保障的86493.9亿元（政府新增债务最新数据缺），以及土地出让金的26900亿元的话，仅这四项合计就有113393.9亿之巨。

也就是说，从宽口径税负统
计数字看，2012年中国政府“取之于民”的总收入大约为230603.9亿，占2012年GDP的44.4％。

这个数字，显然太大了，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税负。

而且，谁又能说政府的非税收入不是纳税者的生存与生活负担呢？
这些严重的内生性缺陷主要表现在：
第一，税制创建及改革的终极目的模糊，缺乏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导引。

事实上，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以“聚财”作为税制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断加强和捍卫的是政府主导，也就是官员主导型的税制，没有把是否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作为税收治理活动的终极价值追求。

因此，这种税制及改革，体现和反应的就只能是少数人的税收意志，只能有助于增进少数人的福祉偏好，忽视大多数人真正的公共需求。

第二，由于没有通过制度确立纳税人在税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税权的合意性问题也就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悬置。

第三，与合意性紧密联系的税权滥用、腐败问题，至今缺乏实质性的监督机制去限制。

关键在于，税权滥用是导致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分配持续不公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所谓绝对权力，其实就是指不受监督、制衡、弹劾、罢免的权力，即是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自然，绝对税权就是指不受监督、制衡、弹劾、罢免的税权，就是超越税法之上的特权。

坦率地说，由于当下税权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措施，税权滥用现象十分严重，对纳税人权利的侵害问题亟待解决。

而税权的滥用，必然背离税收治理终极目的。

一言以蔽之，“我们是如何征税和用税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是繁荣还是贫穷，自由还是奴役，以及，最重要的，正义还是邪恶。

”“国家的繁荣与衰落经常有税收因素，这一点我们在整个历史中可以经常看到。

”而且，“税收是人民的一股强大的动力，超过了政府，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或者是否认识到。

”税收在国运兴衰中的权重问题绝对不可小觑。

税负轻重固然与国运兴衰关系密切，但更为重要的是，税制优劣直接关涉国运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