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清代考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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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陈垣 考据学 乾嘉学派 马克思主义史学
清代考据学是继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 学之 后中国古代第四大学术思潮， 既批判地总结了前人优 秀的学术成果， 又开启了中国近代学术的新风气， 在中 国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清代考 据学家们在学术上辛勤耕耘 ， 其严谨的学术精神、缜密 的考证方法、踏实的治学态度等都对中国近代学术的 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下， 后来的许多 国 学 大 师 ， 如 梁 启 超 、王 国 维 、陈 寅 恪 、陈 垣 、胡 适 等 都 继承了其优良的学术传统 ， 形成了２０世纪 中国新考据 学派， 在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陈垣是２０世纪中国著 名 的 史 学 家 ， 他 在 元 史 、宗 教 史 、历 史 文 献 学 等 方 面 都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学术思想的形 成、发展与清代考 据学都有着巨大的渊源， 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清代考 据学优良的学术传统， 而且在晚年树立了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 完成了对清代考据学在史学指导思想上的 超越和升华。
三 、陈 垣 对 清 代 考 据 学 的 超 越 、升 华 陈垣晚年的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治学
道路由传统的爱国主义史学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 他 回 顾 自 己 的 治 学 历 程 和 思 想 变 化 ， 将 之 归 纳 为 “钱 、 顾 、全 、毛 ”， 表 明 他 由 钱 大 昕 的 考 据 之 学 ， 经 由 顾 炎 武 的经世致用和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 终于找到了毛 泽东思想， 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实现了对清代 考据学在指导思想上历史性的超越和升华。
（ 三） “经世致用”的爱国思想。经世致用也是清代 考据学的一大特色， 无论是清初还是乾嘉时期， 清代考 据学大师们都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思想。清初一大批 思想家痛斥理学空谈误国， 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抨 击 朝 政 ， 主 张 革 新 朝 政 以 “救 世 ”、“济 民 ”， 甚 至 将 矛 头 指向封建君主专制。乾嘉时期， 这一传统被继承发扬， 他们关注社会和民生， 努力为现实服务。钱大昕提倡 “明 道 致 用 ”， 主 张 “为 文 之 旨 有 四 ， 曰 明 道 ， 曰 经 世 ， 曰 阐幽 ， 曰正俗”［１１］。段玉裁要龚自珍“博闻强记 ， 多识 富 德， 努力为名儒， 为名臣， 勿愿为名士”［１２］。陈垣“经世致 用”爱国思想的形成受到清学大师的巨大影 响 ， 其中影 响最大的是顾炎武和全祖望的经 世致用思想。１９５０年 陈 垣 回 忆 道 ： “九 一 八 事 变 后 ， 世 变 日 亟 ， 乃 改 顾 氏 《日 知录》， 注意事功， 以为经世 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 ， 北方士气萎靡， 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 人， 激发故国思想。”［１３］全面抗战爆发后， 他又进一步提 倡 “有 意 义 之 史 学 ”， 欲 以 正 人 心 ， 端 士 习 ， 不 徒 为 精 密 考证而已， 也就是站在今天的爱国立场上认知历史， 陈 古证今， 用经世致用的思想来启迪当代人共同救国， 救 民于水火之中。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８年版， 第４６１页。 " * $ 茅海建： 《戊戌变法史事考》，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版，
第１００页。 " + $ 茅海建： 《戊戌变法史事考》，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版，
第１６２页。
２００７年９月号上旬刊 ○ 哲学史学研究
个领域： 校勘典籍为求文本之真， 研究小学为求语言文 字之真， 考订史籍为求史实之真， 搜集佚书为求原本之 真 。清 代 考 据 学 的 这 种 实 事 求 是 的 学 术 精 神 在 陈 垣 一 生 的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他说： “欲实事求是， 非 考证不可。”“学者以实事求是之精神， 当于细微处加之 意 耳 。 ”清 代 考 据 学 家 们 的 怀 疑 精 神 在 陈 垣 这 里 也 有 深 刻的体现， 他说： “考证贵能疑， 疑而后能致其思， 思而后 能 得 其 理 。”［ ５］ 实 事 求 是 是 陈 垣 在 治 学 方 面 的 第 一 要 义 ， 但他对实事求是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论述， 而是通过踏实 的 史 学 研 究 来 体 现 其 实 事 求 是 的 学 术 精 神 。陈 垣 自 从 踏 上学术研究之路， 一直到逝世， 其世界观虽经多次改变， 然其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始终都没有改变过。
（ 二） “无证不信”的治学方法。清代考据学家们治 学， 在治学的方法上注重证据， 凡下一断语， 必广收佐 证材料， “无证不信”， “孤证不立”。阎若璩认 为： “总之 书传如此甚多， 非得理精而证确者， 断断不宜下论断 也。”“大抵著一书， 立一说， 必处处圆通， 不至有一毫隔 碍而后可。”［６］戴震认为： “据以孤证以信其通。”“出于空 言 以 定 其 论 ”都 是 令 人 难 以 信 服 的 “未 至 十 分 之 见 ”［７］。 梁启超归纳清人的治学方法时也说 ： “凡 立一义， 必凭 证据， 无证据而以臆度者， 在所必 摈。”“孤证不为 定 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 皆为不德。”［８］陈垣治学亦 高度注重证据， 主张无证不信， 毕生以考据为手段， 进 行学术研究。他的考证的方法主要来 自钱大昕 ， “从前 专重考证， 服膺嘉定钱氏”。一方 面他重视史料的搜集 与 整 理 ， 即 充 分 的 占 有 史 料 ， 对 史 料 的 搜 集 要 “竭 泽 而 渔”， 力求完备。另一方面要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校勘， 鉴别史料的真伪和可信度， 在他看来， 这项工作更为重 要。他说： “考证史事， 不能不缜密。稍一疏忽， 即易成笑 柄 。”［９］ “校 勘 为 读 史 先 务 ， 日 读 误 书 而 不 知 ， 未 为 善 学 也 。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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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与清代考据学
李兴强
（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３）
摘 要： 陈垣与清代考据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继 承 、发 展 了 清 代 考 据 学 实 事 求 是 、无 证 不 信 、经 世 致 用 的优良学术传统。晚年， 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 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宗旨， 完成了对清代考据 学在史学理论上的超越和升华。
二 、陈 垣 对 清 代 考 据 学 的 继 承 、发 展 （ 一） “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实事求是”最早 见 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 称刘德“修学好古， 实事 求 是”。颜师古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务得事实， 每求真事 也”。清代考据学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 且 考据学 大 师 们 都 把 其 作 为 治 学 的 前 提 条 件 。钱 大 昕 称 戴 震 “实 事求是， 不偏主一家”［４］， 阮元自称其学说“推命古训， 实 事 求 是 而 已 ”。清 人 的 实 事 求 是 精 神 贯 彻 于 考 证 学 的 各
陈垣在解放前后就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 ， １９４９年在 《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 开 信 》中 说 道 ： “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 史唯物论 ， 使我对 历史有了新的见解 ， 确定了 今后治学的方法。”［１４］ 解 放 后 ， 他 明 确 了 学 术 研 究 为 人 民 、为 时 代 、为 社 会 服 务 的 方向。１９５０年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 他认为自己以前 的研究“谈不上为人民服务”， “糊里糊涂做了一 辈子学 问， 也不知为谁服务”。１９５２年在给包仲修的信中说道： “解 放 前 我 著 书 ， 只 凭 自 己 一 时 的 兴 趣 ， 不 问 人 民 需 不 需要， 故所著多不切实用之书。”［１５］此后， 他努力学习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来指导 自己的学术研究。１９５９年他说： “不能掌握 真正科 学 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对史学家来说， 实际上是最大的 苦恼和不幸， 思想局限 ， 目光狭隘。”“因为没有指路明 灯， 纵然苦心孤诣地千思万想， 还会惶恐不安， 最后也 只 好 不 了 了 之 。”［ １６］ １９５７年 还 在 《明 季 滇 黔 佛 教 考 》重 印 后记中自我批评道： 限于当时思想认识， 过于重视知识 分子， 看不见人民大众。总之， 晚年的陈垣， 不顾年高体 弱 ， 努 力 学 习 马 克 思 主 义 ， 突 破 了 清 代 考 据 学 “经 世 致 用 ”的 传 统 史 学 圈 子 ， 树 立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唯 物 史 观 ， 并 用之于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 看到了人民群众巨大的 历史作用 ， 确立了史 学研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新中国 服务的治学方向， 完成了对清代考据学在史学指导思 想上的超越和升华。
陈垣是２０世纪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 被 学 术 界称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陈垣自幼 就受到了 清 代 考 据 学 的 深 刻 影 响 ， 张 之 洞 的 《书 目 答 问 》和 纪 昀 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两部书引领他踏进了学术 殿堂。他“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以后几年中， 又把 这本书读了好几遍……掌握了比较丰富的 目录学知 识， 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２］ 影响陈垣一生学术研究的清代考据学家主要是 钱大昕、顾炎武、全祖 望。陈垣从钱大昕那里学到了精 密的考证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从顾炎武和全 祖 望那里找到了 “经世致用”的爱国思想火花。他 在 １９４６年的家书中也说： “朱竹、全谢山、钱竹汀三家 集不 可不一看， 此近代学术之泉源也。”［３］ 总之， 清代考据学 对陈垣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陈 垣 与 清 代 考 据 学 清代考据学也就是清代汉学 ， “汉学”一词是 清 人 的发明， 又称“朴学”、“考证学”。汉学的学术特点 是注 重训诂文字， 考订名物制度， 务实求真， 不尚空谈， 其学 术宗旨是由小学以通经明道。戴震认为： “《六经者》， 道 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将经看成道义之源 ， 并 责问专 讲义理之人“试拮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 ”［１］清代考据 学的直接先驱是康熙时期的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 人 ， 他 们 分 别 在 训 诂 经 书 、考 辩 文 献 、考 释 历 史 地 理 等 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 其时并没有统一的派
别和团体。然而若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点来分析， 则可 分为两大学术系统： 一是以苏州人惠栋为中心， 以信古 为标志的吴派， 其治学方法和特点是惟汉是从， 凡古皆 真。二是以徽州人戴震为中心以求实为特征的皖派， 此 派后学名家甚多， 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乾嘉学派 在治学的态度上， 重视客观资料， 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 断 ， 广 泛 收 集 资 料 ， 归 纳 研 究 ， 有 着 细 致 、专 一 、锲 而 不 舍的精神。他们针对宋明理学 凿空悬惴、牵强附会、以 虚理说经的方法， 强调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发展出一整 套 以 声 音 、文 字 、校 勘 诸 学 科 为 途 径 ， 以 博 览 、求 证 、推 理为手段的方法论， 它以坚实的材料为依据， 以逻辑的 方法作论证， 显示了自己的哲学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