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

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

彼得·洛温伯格

［编者按］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历史系教授，美国著名心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近代史，在心理史学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洛温伯格是《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报》、《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评论》等杂志编委会的成员。主要著作有《解开往昔之谜：心理历史学》等。他不仅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分析专家。

此文是以精神分析观点解释人类群体历史现象的一篇代表作，所探讨的问题是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认为，希特勒上台是与众多德国青年的支持分不开的，他称追随希特勒的这个青年人群体为“纳粹青年人群”。这些人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度过的，不仅遭受饥饿的困扰，而且由于父母去打仗和做工而缺乏父爱和母爱。根据弗洛伊德学说，缺乏父爱母爱的儿童会产生焦虑、自卑，耽于幻想，缺少安全感和对挫折的耐受力，儿童生来就有的破坏性也随之加剧并导致易于倾向暴力。这些就是童年的创伤给“纳粹青年人群”形成的“固结点”。当他们渐渐成年步入社会时，又遭到１９２９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打击，新的创伤使他们的心态“回归”到早期阶段即童年时形成的固结点。于是他们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幻想已久的可敬畏的父亲般庇护者的形象，在纳粹组织中得到了安全感，在法西斯的行动中找到了滥施暴力的机会，他们因而成为支持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力量。此文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作者除了依据扎实的历史资料，以精神分析学说为主要的理论武器之外，还应用了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概念，利用了文学方面的材料。如文中所用“人群”这个概念就完全是人口学的，而通过公认的文学作品来透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尤其是儿童）的心态，则是对文学成果的借鉴。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是西方心理史学（尤其是研究人类群体历史现象的心理史学）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也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趋势。

此文选自《解开往昔之谜：心理历史学》一书，将其译成中文及在本刊发表都征得原文版权所有者洛温伯格教授的许可，我们对他的支持特致谢意。

人们常常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在中欧的灾难后果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人们常常断定，从西线堑壕战的残酷性以及战败和革命所引起的痛苦，到纳粹党人１９３０年以后一系列惊人的选举胜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似乎是历史上不言自明的。从１９１４—１９２０年时期，到１９２９—１９３５年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和胜利，这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特殊的一代人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幼童和青少年所经历的战争和战后遭遇明显地决定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成功。１９２９年之后，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和参加冲锋队及其他准军事性纳粹组织（诸如“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的新一代成年人就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化了的儿童。

本文拟考察这一代人在其性格形成的决定性时期的遭遇（尤其是童年早期的遭遇），并研究他们在童年时期、性心理的形成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导致了他们成年时期性格上所具有的相似的固结（fixation）和畸变。制约着这一代人的特殊因素有：父母长期离家在外；父亲战败归来；极度的饥饿和贫困；国家的战败。这些因素意味着失去了堪孚众望的政治权威，而且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与之认同的实在的代替者。

大多数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兴起的解释都强调德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些解释指出，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和经济诸因素都很重要，一个也不应忽视。研究纳粹主义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应该通晓这些解释。为了理解极权主义的发展，对政治领导的研究无疑也是重要的；历史学者应加强这种研究，把它作为理解极权主义的一种方式。［①ａ］然而，本文将要研究的不是领导者，而是其追随者；不是具有魅力的领袖人物，而是赋

予这一领袖人物以特殊超人品质的群众。本文将运用精神分析观点来研究德国历史上的民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以期考察历史上的变化问题，而不是什么连续性问题；以期研究社会集团，而不是什么个传记；以期对顺应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自我心理形成过程进行探索，而不是对人人共有的生物本能驱力进行阐述。

１９２８—１９３３年期间，德国纳粹党（ＮＳＤＡＰ—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其特征是青年人给纳粹党以特别强大的支持。鉴于这一代人的童年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剥夺，解释这种特征就应该采取精神分析的方法，即要重视婴幼期和童年时期的成长及其对成年时期行为的影响。我要以这种方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只是史学上其他解释的补充，而不是要取代其他……

没有自我理解的观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理解；历史学者从自我理解出发，才能着手研究历史资料。同样，如果我们探究人们的言行而不能理解他们行动的原因，也就不能理解历史。２０世纪里，随着现代技术力量按指数律的增长，政治和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非理性变化。历史学如果不能真实地估价激励人们的非理性的巨大能力，就不能恰当、准确地谈论当代人的状况。

精神分析学者涉及许多与某国儿童战时的遭遇这一历史问题有关的事情。他们研究了子女与父母分离的影响，并且考察了由物质和情感的匮乏而引起的长期后果。他们了解儿童认同父母的方法和原由。而作为一种临床调查研究方法的精神分析法尤其表明，人的思想和行动只有极少一部分是有理性的。在采用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学中，那种活动于情感真空中的脱离肉体的精神有存在的余地。许许多多的史书仍然没有写出人们的情感、童年时期和肉体感觉。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历史：这种历史讲述人们对决定其生活的政治、经济大事的反应和情感；这种历史不仅让成人的、而且让儿童的非理性、无意识和情感占有适当的位置。

这种新型的历史要求懂得固结（fixation）和回归（regression）这两个有联系的概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用人口迁徙作比喻，将人的发展比作人们穿过新地域的行进。在阻力最大和冲突最剧烈的那些地点，人们将把最强的分队留下来，然后再继续前进。如果继续前进的人们因力量的削弱而遭受失败，或碰到较强的敌人，他们就会退却到先前停留的地点，在那里取得支援。弗洛伊德说：“但是，他们在迁移中留下的人数越多，则失败的危险也就越大。”因此，早期的固结越强，日后回归的要求就越大：“固结在其发展的道路上越强，活动就越容易避开外部困难，回归到固结，因而发展活动也就越加不能在其进程中克服外部障碍。”正象弗洛伊德在其迁徙比喻中说的那样，已通过发展成熟阶段的个人遇到持续的重大挫折时，对付痛苦和不满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心理机制的较高发展阶段回归到较早时期的活动模式。将后退（或回归）到留有弱点的性心理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熟过程具有未能解决的冲突和未能消除的焦虑。发展的停顿或固结出现于性冲动机制中，出现于同人们相处的方式中，出现于受良心责备中，出现于维护原初的满足、坚持对以前的（而不是现在的）危险作出防御性反应中。正如弗洛伊德１９１３年所云：

“我们已经发觉，有关的心理功能——主要是性功能，同时也有各种重要的自我（ego）功能——在达到正常成人所特有的状态以前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发展过程并非总是那么顺利地使得总体功能通过这种正常的渐进性进程。只要总体功能的一部分依然处于先前阶段，就会形成所谓的‘固结点’；而若某人因某种外部干扰而患病，功能就可能回归到这固结点上。”［①ｂ］

可以用一个临床病例对固结和回归的概念作出最佳解释。有位德国女士，夫妻关系很坏，电话恐怖症又严重地妨碍着她的工作，因而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她不能打电话，一打电话就浑身出冷汗，焦虑不安，说不出话。１９４３年她三岁时，在汉堡遇到飞机轰炸。她仍然记得空袭、燃烧和爆炸。当时她没有撤离城市，她家住在市中心附近。她父亲是个消防队员，因为家里没有电话机，就靠墙上挂着的铃来通知他去执行任务。患者能回想起飞机扫射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