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三朝,无力回天的清末皇族重臣-奕

历任三朝，无力回天的清末皇族重臣-奕荣禄：晚清政坛

冷血杀手的斗争人生

恭亲王奕（1832——1898年），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作为时间的后来者，我们对历史人物任何形式的分析其本质恐怕都只是一种揣测。而揣测往往又会催生出种种不同的结论。阅读历史或者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只意味着个人对于

历史的解读。那么说晚清史不甚浏亮应该不算过分，这个朝代像一个走到生命尽头时的老人，他的呼吸缓慢、混浊、衰老。但是，即使在这种衰微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了这个朝代的生命力。这个落日中的帝国和他荫蔽下的精英们也远不是完全地坐以待毙、委曲求全、不知所措，事实上它挣扎过。末世风雨如晦，且看这个叫奕欣的人，同样晦暗如斯。见过恭亲王奕欣的一张正面照片。他坐在太师椅上，右手扶于

椅把，左手搭在膝头。面容清矍,表情肃穆；

双眉紧锁，唇线分明。姿态慎重、悲凉而忧郁。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曾作《浣纱溪》云：“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他与恭亲王一样同出于天潢贵胄之家，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年）其二十二岁时殿试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后循进一等，正三品。从时间上算，恭亲王奕欣比之晚了两百多年。并且前者处于康乾盛世，而后者大半生却面对着帝国衰微的窘迫境地。又或者如此比较实在牵强无理，但是窃以为就心境和人生气质而言，这首词未尝不可作为恭亲王晚年尤其是戒台寺十年的注脚。究其根底，恭忠亲王忧郁的根源正在于他将时世看的过于清楚，将事理悟得过于透彻。试想一个人对时局已看得很清楚，残败，艰苦，却还是不得不在这之中寻求希望，以图力挽狂澜。作为末世栋梁，如履薄冰，举步维艰，难以想象他能在这样的图存中能始终保持青年初期的豪气干云。一、明白人的忧郁奕欣的忧郁并不只是一种情绪的状态，这与如今所谓“小资的忧郁”完全大相径庭。恭忠亲王的忧郁是一

种气质，而这种气质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对时世对自身明晰洞察塑造的结果。顺便提一句，小资的忧郁恐怕更多地对应着对外在对自身都缺乏清晰的认识。恭亲王是宣宗道光皇

帝的第六子，生母孝静皇后。从小聪明过人，文武全才，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少年时意气风发，锋芒毕露。一个年轻人自视较高而又有恃宠而骄的资本，那么恭亲王虽非嫡子但他对于皇位的期待和自信也是可以想象的。但由于缺乏经验，不善于揣摩老皇帝的心理，在皇位的竞争中败在了杜受田调教的咸丰皇帝的手下。根据史书记载，道光皇帝一直对二子谁继承大统犹豫不决，有两件事对皇位继承人的决定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其一出于《清史稿》：“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

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另一则则出于野史笔记《清人逸事》，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这两个故事中实际上可以看到，奕欣最初应该是一个相当依赖实际才能而疏于攻心的人，而权利场上心计谋略却也是制胜的法宝。很可能这对他也是一个打击。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储诏于鐍

匣。绝无仅有的一匣两谕，老皇帝遗嘱封四皇子为皇太子，封他为恭亲王，据说“恭”字正是告戒他能恭慎行事、维护服从皇帝，并且保护自己。而这个清室的最高封号，后来也使他得以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一展才华。历史不能改写，我们可以说正是与皇位的失之交臂使得“恭亲王”成为“恭亲王”。至于这种憾恨是否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就只能揣测而不能求证了。前面说了，恭亲王的忧郁的根源正是他对于时世洞若观火。越往后去，条约越多，失败越多，他就越清楚的看到自己在修补着一个前疮百孔尾大不掉的清朝。从他热心于洋务与洋人多有协作而因此获得“鬼子六”的绰号来看，可以认为他始终是向着自强和复兴的方向努力的。但即使未至于完全绝望，他却始终抱着忧虑的心理。最早的八里桥惨败就已经使得他大梦初醒般开始体会到失望的滋味了。英法联军向京师咽喉要道八里桥发起进攻，他在咸各庄僧格林沁指挥作战。惨败他真切、绝望地看到了大清朝冷兵器在洋枪洋炮面前的不堪一击。纵使有何等高远的气魄抱负却也被客观上的弱势牢牢牵制住了，这样的无奈恐怕对一个意图施展才华的人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了。养尊处优的地位能够让他在国内保持优越感，而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时候却被彻底的无奈和无措威慑了。签约，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不可一世大清帝国的统治阶层代表，将国土和利益拱手奉给外国人的滋味以换取喘息机会，恭亲王个中苦楚局外人是

虽无法切身体会却可以想象得到。他还长期兼理总理衙门的事务，自1861年1

月20日批准建立前后存在了40年，奕欣任职时间长达28年。总理衙门总揽外交以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方面大权，在与外国的斡旋和事务处理中，我们同样不难想象他要面临怎样的困顿感。实际上，他利用掌管总理衙门之便，全力支持李鸿章，张之洞，丁日昌等地方大员以强兵、富国为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强国之举。这次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算一次大胆的尝试，并为国家培养了像詹天佑这样的人才，也扶植起一批民族工业，已属不易。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是得咸丰恐慌万分，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奕詝用肃顺之谋（彭蕴章因当年二月何桂清等人在江南的失败而被迫下台，继任领班军机大臣穆荫已依附肃顺；肃顺、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三人已基本把持朝政），以“坐镇京北”、“将以巡幸之备，作为亲征之举”为名逃往热河（承德），同时任命奕欣为“特授留守京师、督办和局、便宜行事、全权钦差大臣”留京善后。如果结合之前的中外事态来看，这个所谓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其实是肃顺排挤奕欣的手段，这个职务把恭亲王送进了一个既危险而又难以措手的境况。他一边想求得和平喘息的机会，一边却又顶着被贬为卖国的唾骂。明白时局的人完全应该清楚当是时顽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签约并非个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