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牌坊等级

牌坊的等级

1、牌坊的起源

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由此可以推断，“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衡门是什么呢？当时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的，旧称“衡门”也就是说，门是牌坊的老祖宗。

牌楼也叫牌坊，汉族传统建筑之一。最早见于周朝，最初用于旌表节孝的纪念物，后来在园林、寺观、宫苑、陵墓和街道均有建造，北京是中国牌楼最多的城市。一种有柱门形构筑物，一般较高大。旧时牌楼主要有木、石、木石、砖木、琉璃几种，多设于要道口。

汉代曰阙。在城门外建阙台防洪。阙上建观。

三国时期，曹操在宫廷外建坊，牌坊即坊门。

宋代以前，牌坊主要用于祭天、祀孔。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用于褒扬功德，旌表节烈的牌坊明显多起来并形成特色，“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成者也。……清代牌坊之制，亦与殿屋桥梁同，经工部定制做法[2]，其形制以木构为主，木构以柱额构成若干间，额上施斗拱，其上盖瓦顶，石牌楼仍以石模仿木牌楼者，因材料之不同，遂产生风趣迥异之比例”。在民间，以徽州牌坊最为著名。

近现代，牌楼曾作为多届世博会中国馆的门面建筑，吸引了世人的视线。其中1867年世博会中国馆牌楼使用木、竹和麦秆等材料，

造型简单，令人赏心悦目；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中国馆以一座精心雕凿、涂饰的全木牌楼为正门，浓郁的民族特色吸引了参观者和各国参展官员；1900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牌楼外形仿造国子监琉璃牌楼，气势恢弘。

2、建筑形式

从形式上分，牌楼只有两类。一类叫"冲天式"，也叫"柱出头"式。顾名思义，这类牌楼的间柱是高出明楼楼顶的。另一类是"不出头"式。这类牌楼的最高峰是明楼的正脊。如果分得再细一些，可以每座牌楼的间数和楼数的多少为依据。无论柱出头或不出头，均有"一间二柱"、"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形式。顶上的楼数，则有一楼、三楼、五楼、七楼、九楼等形式。在北京的牌楼中，规模最大的是"五间六柱十一楼"。宫苑之内的牌楼大都是不出头式，而街道上的牌楼则大都是冲天式。

3、牌坊的样式演变

而随着牌坊的样式由简单到复杂，由造型单一到花式繁多，由形体规模窄小低矮到形体规模高大宏伟壮观，牌坊的发展由此而进人了鼎盛期。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牌坊具有特殊的功能，故而虽然牌坊的形制由简单变得越来越复杂，规模也由小而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明清时期，对牌坊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它是由各级官府乃至最高封建统治者来控制的一种官方行为，并不是有钱就可以建造，想建就建，想用什么形制就可用什么形制，想建成多大规模就建成多大规模的，而是对允不允许造，允许造什么样的，

可以用几根柱、盖几个楼都有明确规定。首先制式上，只有帝王神庙、陵寝才可用五间六柱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用三间四柱七楼。像孔林的"万古长春"坊使用五间六柱五楼，仅是一个破例，但是只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获得这样的殊荣。至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长方形式的八脚牌坊和")一K"字形态的六脚牌坊，实际上都只是四柱牌坊的变异形态而已，而不是封建礼制规范所给予这些立坊人所享有的殊荣，均是私自建的。如安徽歙县的徐国八角牌坊。

4、封建等级的限制

牌坊依据旌表的内容分为标志性坊、功名牌坊（或仕科坊，专属科举榜样）、节烈牌坊（或贞节坊，专属女性）、仁义牌坊（或忠义坊，专属道德楷模）、功德牌坊（军功或政绩）等种类。

在根据当时的规定，凡通过岁贡、恩贡、拔贡、优贡、例贡、副贡等形式被贡举人国子监读书也即由府、州、学贡献给皇帝的生员，以及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可在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地方官府按规定官方出资建功名坊。关于这一点，清《太仓州志》有明确记载，云:"按牌坊坊盖表厥里居遗意，国制凡贡生、举人、进士，官授牌坊银。则是岁贡以上，皆得建坊，不必功德巍巍也。"这些获得了功名、但"不必功德巍巍"者建造牌坊，虽由当地官府批准和出资，但当地官府是按朝廷的规定办的，因此其审批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制定规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徽州第一坊”之称的许国大学士坊，是仕科牌坊的代表，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为八角牌楼，为表彰“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而设。据《明史》

记载，许国举乡试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任礼部、吏部、事詹事府、东阁大学士等职衔，因为功勋卓著，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谥文穆。为他所立的牌坊成为仕科的典型代表。

至于对想以道德气节高尚、军功政绩卓著立贞节牌坊、仁义牌坊、功德牌坊，则要求就更严，事先须经当地官府查核事实后逐级呈报，最后经皇帝审查恩准后，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能建造。

徽州最小的牌坊是双孝节坊，高3.8米，宽1.8米，建于嘉庆年间，为旌表许俊业继妻金氏妾贺氏而设。许俊业出外经商，生意受挫，生活潦倒，客死异乡。金氏和贺氏纳鞋底持家，在穷困愁苦中了却一生。乡人在清点遗物中找到两人辛苦积攒下的些许纹银，向官府请旌获准后用这些钱建了坊。

忠义牌坊中乐善好施坊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旌表诰授通奉大夫议叙盐运使司鲍淑芳同子即用员外鲍均。”鲍淑芳，清代徽商巨富，朝廷委以盐运使司职衔，总商两淮盐务。乐善好施坊和其他六座牌坊组成了著名的棠樾牌坊群，它属于徽州棠樾鲍氏家族。这七座牌坊，最早的建于明永乐18年（1420），最晚的清嘉庆25年（1820）修成，历经二个朝代、400年，无论是从西向东还是从东向西都是按“忠、孝、节、义”的顺序排列，其中表忠两座，表孝三座，表节两座。它们成为徽州牌坊文化的典型代表。

国难之时，国家往往重捐输赈灾的义士。而族人之间的相互帮衬扶持，则是宗族繁盛的重要保证。东门许氏宗族认为，“节义者，天地之正气，士人之德行，非所望于妇人女子者也……吾宗以忠义传家，

而立节守义者亦多。”[13]明经胡氏说：“仁人正谊不谋利，儒者重义而轻财。然仁爱先以亲亲，孝友终于任恤。……倘有好义子孙，捐义产以济孤寡，置书田以助寒儒，请阖族斯文迎祭以荣之，以重义也。”

[14]解放后拆毁的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十二座牌坊中，即有一座是清朝皇帝旌表江南六大富豪之一胡贯三的“乐善好施”义行坊。

节孝的约束直接来源于对良好道德的崇尚。“人子于父母，不得不愉色婉容，以欢其情；承颜顺意，以适其志；或其惑于宠嬖，厚于庶孽，而情有不均，为之子者，但当逆来顺受而已，不敢与之较也……古人于父母之所爱者亦爱之，父母之所恶亦恶之，正为此耳。”因此，节孝牌坊也是三类牌坊中数量最多的。“乡土礼法”的形成受到新安理学的影响，得到商人的追捧，并因为徽商的社会主流地位而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它影响着光宗耀祖的人生最高目的，也导致徽商相互攀比的社会心理。经济能力也是徽州建坊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孝子、贤臣、节妇、义夫，即使成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旌表立坊，一定的经济基础最终成就了一座座牌坊。

从这些牌坊看，所表彰的人物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家族。那么，什么原因决定可以旌表或不能立碑呢？大体可以说，宗法制度、乡土礼法和经济因素是建碑立坊的决定性因素。首先，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对于牌坊的建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宗族是一种由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的共同体。它通过建立组织和一套完整的制度，谋求并维护宗族的社会地位及特权。明隆庆前后，朝廷大力推行乡约，很多宗族借机建立宗族性的乡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