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权

日本女权

我知道，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更容易让人驻足观看，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还有很多人，他们用年轻的生命点燃了日本的革新之路。但是，如果我们只摘选最精彩的经历、最危险的遭遇来描述这段历史的话，多少会显得以偏概全，今天，我尝试着用一种更宏大的视角来审视日本187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当然，和我们之前讲的故事还是一脉相承的。

研读日本历史你会发现，一场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水平。明治革新之前，日本各种学校遍地开花，推动倒幕成功的武士精英们各个文武兼备。明治政府成立之后，更是把国民教育放在了改革的首要位置。1872年，政府开始推行4年义务教育，无论男孩女孩都要上学读书。政府的宣传口号是“在村中无家不入学，在家中无人不读书”，掀起了全民读书的热潮。后来，岩仓师徒四人从西天回来之后，更是大力推广法国、美国式的教育体制，设立中小学和大学，然后采取跟征兵制类似的方式把上学读书当成国民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更加可贵的是，日本政府给学校做了开放的定位，要求学生“实务学习”、“独立思考”，特别是后一点，今天的中国大学里还没有被当作宗旨贯彻、延续。

不过新的事物总是会被人批评。最先向义务教育开炮的是思想家会泽政志斋，这哥们说，日本农民们都是愚民，你让他们识字、读书，他们会被外国的传教士蛊惑，最后成为日奸。木户孝允指责他逻辑混乱，他说，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愚民，让更多的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至于被外国人蛊惑，越是没文化才越容易被人利用。

说得很对。

不过，明治时期推广的义务教育也并非没有缺陷，比如政府规定，男生和女生学习的目的不同。男孩子上学是要富国强兵，服务大众；女子学习的目的则是要担任贤妻良母。

怪不得日本女人的温柔享誉全世界，原来都是科班出身的家庭主妇。

义务教育最重要的标志其实是孩子们可以免费上学（这点在中国被改良）。所以，日本政府规定地方增加一定比例的赋税，这也导致了很多人的不满。比如鳏寡孤独的老头老太太压根没机会上学（老年大学还没有），但是还要交税，这就引发了很多老头老太太和没儿没女者的不满，这些人团结起来到处捣毁学校，整个1870年代，有2000多个学校被国民捣毁，占全国学校数目的1/10。不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上学、读书的重要性，更是把读书当作向天皇效忠应尽的责任，所以到了19世纪末期，日本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95%左右，不知道今天中国这个数字是怎样的。

教育被明治政府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样被置于重要位置的，还有女人。

欧美人刚刚进入日本的时候，最让这些东方人受不了的就是外国女人开放、粗鲁的行为。后来，岩仓等人到欧美考察，看见男男女女在街头拥抱亲吻更是大跌眼镜，痛斥西方国家没有伦理。但岩仓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时取经团里面还有几位女菩萨。这几个姑娘也胸怀理想，远赴海外留学。后来一个叫津田梅子的女菩萨创办了女子义塾大学，推动女性教育，大搞女权运动。

随着一部分女菩萨的觉醒，对于女权问题的讨论在日本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很多学者说，女人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她们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一旦跟男人有了同样的权力，国家就会不和谐，社会就要分裂。

但大家知道，女人有时候是很可怕的，罗永浩说过，永远不要小看女人，她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1871年，明治政府要求武士放弃过去的雉发，改为西式的发型。一些活跃的姑娘们也闲不住了，她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要留短发，以清新爽洁不紧绷的崭新形象示人。政府知道这事后大怒，马上予以取缔，还特意颁布法令，规定女性不得留短发，万一要是头发里长虱子必须剪短的要向政府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去理发。

政府对女性的歧视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不满。后来一些著名的女权运动者开始在全国组织各种团体，发表演讲呼吁男女平等。最著名的日本女权运动者是岸田俊子。岸田最憎恨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老公死了之后还有一群虾兵蟹跟正室争夺财产。岸田四处发表演讲，强烈要求废除一夫多妻。这女人口才极好，后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聚集到她的麾下，每天也不收拾屋子看孩子了，只是痴迷地听着岸田演讲，幻想自己当家做主的那天早日到来。

虽然政府也在努力打压女权运动者，但男女平等毕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到了1880年代初，女性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自由出入一些夜店，和那些绅士们搭讪、喝酒了。同时，一些女性开始进入政府高层、或是在地方担任要职，与男人们共同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

总之，从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到1878年的十年间，日本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大久保利通描述的那样，国家在努力打基础，为创业做准备。接下来的十年，将是日本走向工业化的新十年，更多的传奇人物也将闪亮登场。

日本的国族困惑

日本在19世纪开国之后，特别是明治维新步入世界强国之林后，在国家与文化的认同上即存在一个“欧”、“亚”的问题，这给日本的国族认同造成了困惑，而战争的动机与邻国的关系也与这个大问题紧密相关

本刊编辑部

一个中国人到日本的感觉与到欧美的感觉是不同的，你没有明显“异邦”感，大家相貌相似，文字相近，礼节相仿，这一切，都奠定了一个亲切的基调；然后，你不停地遇到和气友善、周到细致的日本民众，你不停地感受这个国家的干净整洁、秩序效率、安全稳定、繁荣富庶、现代先进，最后，你突然会问，对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会交恶？

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到了日本，对日本的好感通常都会有所提升。她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大部分国人对日本缺乏好感。这一点得到了一个民意调查的证实，日本《读卖新闻》和中国《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年底进行的一项日中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关于日本是否值得信赖，34%的人持肯定态度，63%的人持否定态度(日本关于“中国是否值得信赖”的问题，28%的人持肯定态度，69%的人持否定态度)。

中日两国国民相互间的恶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国家利益的纷争，也有价值理念的冲突。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以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含糊其辞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实中，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和咄咄逼人姿态给日本以强大压力，再加上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争议、毒饺子事件等，两国国民间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你也很难说，这种相互间恶感的消除是“不能”，还是“不想”，比如，就战争问题，日本抱怨，他们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道过歉，但却始终不能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居满意，而在中国，则经常性地批评日本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思。

如果放开历史的视界，中日两族交往数千年，交恶的历史不过集中在最近百年。古代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与科技生产知识，这些来自中国的知识已构成了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国虽饱受日本欺辱，但容易被人忽视的另一面是，中国的思想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先行一步的日本那里获益颇多。据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70%来自日本，其中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教育”、“社会”，还有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先进”、“文化”、“代表”，“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等，均不例外。这些词汇都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用汉字组装而成的，后来由留日学生舶回中国。如今，它们早已化作我们的思维血肉，一旦从记忆中枢消除，我们恐怕就会“失语”。

在现代学科体系的建设上，日本比中国先向西方学习一步，为中国充当了一个中介。而就在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已经确立优势后，一部分日本精英还曾考虑过日本从文化上反哺报恩中国的问题，因为日本古代从中国所获非常之多。

昔日的学生已变成了老师。1895年3月，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的清廷派李鸿章前去与日本亲王伊藤博文谈判。3月20日的会谈记录表明，李鸿章提出，中国与日本“应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