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对西方近现代美术史方法论书籍的翻译引进_唐吟

二十世纪对西方近现代美术史方法论书籍的翻译引进

唐吟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艺术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美术史方法论是关于美术史的书写工具和方法的理论观念。近现代西方美术史方法论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以美术家轶事传记和作品品评为主的美术史书写方式。西方近现代美术史方法理论随着其被翻译的书籍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陆续传入中国，历经了近一百年的东渐过程，从二三十年代的初步萌芽，到五六十年代的匮乏和和时代局限性，再到八九十年代的繁盛。本文试图通过收集整理被翻译引进的重要书籍，对这一过程进行历史性的回顾，梳理二十世纪翻译引进西方近现代美术史方法论过程的脉络和特点，并探讨其时代成因、特色和历史价值。

[关键词]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翻译引进；书目

美术史方法论是有关美术史的书写观念、方法工具或书写模式的理论，它关乎美术史家对历史研究从何种哲学意义、思想方法、何种独特的视角出发，来切入自身美术史的表达或编写研究，使美术史的编写能够在一种可操作的、明确的目的和有效的方式下进行。

[1]方法论概念的诞生使美术史的考据和研究在思想方法上进入了科学系统的状态。

与以一元的、单向的、线性的和带有朴素英雄史观的西方传统美术史相比，西方近现代美术史学是多元的、多向的、结构化的美术史学观。[2]体现在方法论上的不同就是，传统美术史多以美术家轶事传记、作品描述与品评为主的撰写形式，通常是与考古文献紧密相连的考据学。而近现代美术史在撰写上更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考古资料文献的大量出土，和诸如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近现代美术史方法论在坚持考古学、文献学和鉴赏学的基础上，还将触角伸入到现代科学成果中找寻更加科学有效的美术史编写的胶合点，因此也就形成了诸如鉴赏学、材料技术学、图像学、形式学派、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等近现代流派纷呈的美术史方法理论，使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理论走向了多元、多维、综合、科学的发展道路。

西方近现代美术史方法论的引进介绍是靠对原版书籍的翻译或转译，这是最直接也是保证完整再现他者理论的有效途径。二十世纪20年代，一些留学西方，掌握了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理论的变化，在翻译介绍西方美学成果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将关于西方近现代方法理论的书籍介绍进中国，由此开始了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东渐旅程，从而使单一、简单化、非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中国传统美术史编写方法加入了异族活跃的基因，逐步形成了丰富、多样、综合化、系统化科学化、多层次空间的中国本土的美术史研究方法。在这个近一个世纪的“异族”方法论的迁徙过程中，受到了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特别关照，也注入了学识各异、经历不同的人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就使得方法论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留下了它时代的足印和丰欠的年轮。因此西方近现代美术史方法论的翻译和介绍传入再到流传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人和时代的局限性，所选择翻译的西方方法论书籍和产生的规模及其影响也就成了历史的回音壁。从此，西方方法论的东渐脚步及其与中国的亲疏关系就随着中国社会的脉搏历经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孕育萌芽，到五六十年代的饥谨和社会主义的红色血统，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怦然勃发、枝繁叶茂。

一、二十世纪20到40年代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影响和清政府外交需要下，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初设英文馆，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等馆，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和引进介绍西方书籍。1872年开始派遣公费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科技和培养外语人才，直至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二十二年间，中国政府每年派遣的三十名学生大多留学英美等国。甲午海战的全军覆没震惊中国朝野，开始承认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学习西方卓有成效，认为中国人不能盲目学习西方，可以通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中国于1896年向日本派出留学生，[3]从那时起出国留学便以赴日为主，通晓日文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因此日文中译的书籍较多，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主要途径。

二十世纪20、30年，中国美术史论界主要是通过翻译介绍日本学者关于西方美术史的著述，开始了对西方美术史理论的间接了解。以下是翻译日本学者著述的重要书目：大村西崖著《文人画之复兴》(陈师曾译，1922年)、《中国美术史》（陈彬和译，1928年）；黑田鹏信著《艺术学纲要》（俞寄凡译，1922年）、《美学纲要》（俞寄凡译，1922年）、《艺术概论》（丰子恺译，1928年）；板垣鹰穗著《近代美术史潮论》（鲁迅译，1929年）；上田敏著《现代艺术十二讲》（丰子恺译，1929年）；滨田耕作著《考古学通论》（俞剑华译，1930年）；木村庄八著《西洋艺术史话》（钱君甸译，1932年）；外山卯三郎著《现代绘画概论》（倪贻德译，1934年）；金原省吾著《唐宋之绘画》（傅抱石译，1935年）；中村不折与小鹿青云著《中国绘画史》（郭虚中译，1937年）等。[4]

同时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位美术史领域专业性学者”的滕固，在1924年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学士之后，又于1929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美术史博士学位，留学归国之后，直接引入了西方科学化的美术史理论和方法，使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成果用于本国美术史研究成为了可能，也创造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画史的写作面貌的契机，使绘画史从“艺术家本位的历史演变而为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滕固在美术史理论研究上具有开创性地位。他直接翻译引进的著作有：《汉代北方艺术西渐的小考察》(1935年)、《先史考古方法论》（瑞典考古学家蒙德留斯著，1937年）、《美术史》（戈尔德史密特著，1937年）、《五十年来德国学术》（1937年）。[5]此时还有部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艺术理论的俄文、英文和法文版著作也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诸如，普列汉诺夫著《艺术与社会生活》（雪峰译，1929年）、《艺术论》（林柏重译，1929年；鲁迅译，1930年）；罗斯金著《近代画家论》（彭兆良译，1929年）；弗里契著《艺术社会学》（天行译，1930年；胡秋原译，1931年）、《艺术社会学的任务及问题》（雪峰译，1930年）、让·马里特·居耶著《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王任叔译，193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著《生活与美学》（周扬译，1942年）、伊波利特·丹纳著《艺术哲学》（沈起予译，1949年）。这些著作中的部分论点成为1950年以后中国文艺思潮的核心概念。

二、二十世纪50至70年代末年代

建国后，由于国外国际局势的紧张，国内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中国与欧美和日本的学术失去了联系，译著较少。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翻译引进占据主导地位，也奠定了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基础。这一时期译介主要书目有：《艺术的社会主义》（弗里契著，刘百馀节译，1952年）、《艺术通史》(阿尔巴托夫著，译者不详，1957年)、《生活与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周扬译，1957年）、《美学原理》（克罗齐著，朱光潜译，1958年）、《印象画派史》（约翰 雷华德著，平野、殷鉴、甲丰译，1959年）、《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即《论艺术》的曾用名。普列汉诺夫著，曹葆华等译，1962年）、《艺术哲学》（丹纳著，傅雷译，1963年）、《论艺术》（普列汉诺夫著，曹葆华译，1964年）、《现代绘画简史》（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1979年版）、《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周扬译，1979年）等。

三、二十世纪80、90年代

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开放意识增强，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翻译引进也加快速度，规模扩大，理论界也倍加关注新理论观念的到来。西方主流方法论形态也在这时大量被直接翻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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