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廉政公署对腐败的“零容忍”看内地政府廉洁处理的启示

从香港廉政公署对腐败的“零容忍”看内地政府廉洁处理的启示
----《香港廉政公署35周年纪念》影评
纪录片《香港廉政公署35周年纪念》主要讲述成立于1974年2月14日的香港廉政公署（即我们常听到的香港ICAC）在成立的35年里如何于香港立足并取得香港公民广泛认可、取得其无与伦比威望的廉政公署自身及其政府而进行的一场静默的革命。

纪录片首先以廉政公署未成立前由香港警察队反贪污部负责监管却屡屡出现香港政府部门严重的贪污问题，尤其是维持治安的警队精英们的贪污更为严重，从而顺理成章引出了廉政公署的于那个时代成立出现的原因：当时的香港是贪腐盛行的社会。

而后廉署成立后短短数年，调查对象初期限为公务员，继而扩展至公共事业机构，进而包括所有私人机构，围绕着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氛围，廉署破案如神，敢于扳倒高官，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香港开始跻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

纪录片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国内地政府向来的官官相护而导致各种贪污腐败现象，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虽然也开始着重治理，新闻里几乎每天都在报道着某地某高官因贪污受贿而被撤职、判刑，相对于香港廉政公署的执行力却显得如此地微小。

经常有些高官在往后的几年又默默重现于某职位上，因而司法的不独立，权力得不到监督，官官相护而形成权力的压迫导致我们即使想进行任何彻底的反腐行动都仅能是徒劳！香港廉政公署权力是独立的，由第三方监督的，而我们都悲哀地发现，它那曾经一下子揪出一大堆贪污受贿政府官员并进行处置的无所畏的辉煌历史之举，在现下的大陆政府里却是无法实现的。

史密斯认为，政策可以被界定为由政府在旧的机构内，设立新的处理公共事务的模式或机构，或改变原来的处理模式的复杂行动。

香港廉政公署的出现，是为了反腐，是香港政府自我救赎的一种政策实现。

它在行使职责时，不断循环着执行纲领、资源分配和监督这三个环节同时一直遵守合法、理性和共识这三个原则，共同决定着此项公共政策成功执行，使香港成为现今一个如此廉洁自由的地区。

香港廉政公署一直以严格著称，成立伊始，廉署便下设三个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这一架构延续至今。

执行处的职责是出现贪污去查处，依据《防止贪污贿赂条例》执法；防贪处的职责是防患于未然，主要是审查政府及商业机构的工作程序，堵塞潜在的贪污漏洞；社区关系处则是教育市民有关贪污的危害。

跟据一位香港廉政公署里颇为资深的职员称，“我们的策略，是要部门担起责任，防贪也是部门的责任，他们要确保自上而下的防贪策略。

廉署当顾问，问责在你”，因此可以看出，廉政公署这项政策的执行采取的是一个自上而下推进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这种方式往往会出现容易忽视其他行动者的重要性的现象，但香港政府在反腐制度中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廉政制度体系来避免本来有的缺陷，这个体系不仅子系统齐全，还要求制度系统的纵向结构、横向结构、形式结构配置科学合理，因而可以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出现和维持是在政策执行中多个制度共同发生作用的产物。

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运作是社会体制完善的表现，它保障着香港里每个人都有追逐的自由，用不同方式去接近不同的目标。

法律是这个城市的最高游戏规则，生活于亚洲最富有也最廉洁的城市之一，廉政公署也确保了香港人能够呼吸着自由、公平和清廉的空气。

“将调查权与检控分开，调查后检控与否属于最高检察院的权力。

调查和检控权分立，可以确保不会单以廉政公署的判断而作检控决定，防止滥权”是保证廉政公署取得民心的基础。

所以，这座城市的成功关键是其拥有完善的体制，以及香港廉政公署拥有着其特有的独立性。

此外，其实最重要的是香港政府有坚定不移的防贪决心，致力于对反贪防贪在政治上、法律上提供充分保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项政策的确得到香港老百姓的支持和热捧。

通过纪录片的介绍，香港廉政公署对公众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将其拍成广告、电影电视剧的做法最为影响深远，至今那句“廉署请喝咖啡”对香港乃至内地公民仍记忆深刻。

政府的这些努力使廉政公署成为在香港公民心中公共利益勇敢而有力的捍卫者，香港公民逐渐熟知接受这个政策，并使他们的廉洁意识逐渐增强，多者的配合下，进而才使香港的廉洁指数保持在世界先进之列。

政策的执行离不开对政策内容的宣传和传播，正如戴维·伊斯顿所言，“公共政策是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任何政策，一经制定就确定了相关利益的分配方式和影响群众”，不同利益群体就会有不同的反映，为了消除抵制或拒绝此类的不正当态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有效的政策宣传。

香港一直以享有高度的新闻自由和公开性闻名，所以除了上述常见的公益性广告电影的宣传方式，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其他大众媒介更加明了廉政公署的工作，以此来增加香港廉政公署的透明度，使市民监督更为方便。

此外，除了对外执行力度大和宣传程度到位之外，廉政公署更要求内部职员恪守最高的诚信水平。

廉署自成立以来已设有一个内部调查及监察单位，专责调查监督廉署工作人员，以确保自身清廉高效。

廉政公署人员如被指称涉及贪污或相关的刑事罪行，该
内部调查及监察单位将会对其进行严格的调查。

廉署作为一个反贪调查机构，其自身的清廉除了依靠“以身作则”的个人自律外，必须有良好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加以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廉署的独立性又只能是相对的。

法律赋予廉署广泛的调查权力，故需设有完备的监察与制衡机制，防止权力被滥用。

因而毫无疑问，在中央现行大力打击贪污受贿的行动里，我国政府想要取得颇为彻底的成绩的话，必须要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以往的一些做法：加强宣传，同时要强有力地执行、拥有坚定的整治信念和一个不畏强权的行政机关并持之以恒等。

虽然社会体制不同，但香港的成功并不是不可复制的，我们拥有着相同的处境和愿望：现在的中国社会就如纪录片中的廉署成立前的香港，乱而脏，公民亟需一个廉洁干净的社会。

没有一个能够完全中立的发腐败机构，是我们内地政府难以顺利治理各种腐败行为重要原因。

而随着公民意识增强，我们都明白，这种乱而脏的现状明显是无法使社会像我们所期待下发展去的，因而政府只有致力于反腐行为中并取得成效，建立起一个信息公开、横向结构配套科学合理具有有力法律效力的发腐败机构，才能使社会得到健康发展，国民经济才能得到跨越式的飞腾。

反思香港廉政的过程，人们不难认识到，社会的廉洁昌明，不是单靠肃贪机构的厉打击所能奏效的，我国廉政建设如果不从体制建设，法规建设，政策建设乃至意识形态方面下功夫，就不可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意识决定行为，政府有心行之、公民有意助之、两者共同执行，我国千呼万唤有效的廉政建设才能应运而生。

香港廉政公署的“三管齐下”，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治理，其中肃是治标，防贪和教育是治本。

治标与治本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

不治标，严重的贪污问题无以整肃，贪官污吏逍遥法外，廉政便无从谈起；不治本，肃贪如同水过鸭背，贪污的基础和条件依然存在，肯定会死灰复燃，而廉政也最终成为空话。

因而，我们政府在反腐过程中既要治标，又要治本，采取这样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工作方法，有利于扎扎实实地推进廉政建设，不断归除贪污罪行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包括对贪污的错误认识，形成以廉养荣，以贪污为耻的社会风气。

怕的不是过程艰辛，怕的只是政府的屡次止步于每一次的困境。

廉政制度建设实质上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和弥补制度“漏洞”的过程，正如香港廉政公署从成立至今法理依据增加完善、反腐范围的扩大等，都是在制度执行中逐渐变化的。

因而，我国政府必须在随时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及时进行制度创新以弥补制度缺失，在坚持反腐的决心下，廉政制度建设的步伐坚决不可停止。

香港廉政制度建设的成功说明，
只有持续进行制度创新，才能使腐败行为得以最大遏止，反腐行动方能取得成功。

在新型政府建设中，当代中国政府声称大力开展许多次反腐廉洁行动，但是效果颇小、执行力度不够、而且持续时间很短。

如果要想廉洁真正立足于我们面前，我们就必须要依靠像香港廉政公署里的那些坚定的执行者、一个提供强有力后盾的政府以及具有廉洁意识并给予支持的公民一起努力。

参考文献
[1]董本建．香港廉政透视．北京．亚太研究，1994年01期
[2]廖建翔．从香港廉政公署展望内地反腐法制建设．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01期
[3]刘汉永．香港廉政公署预防腐败工作对我们的启示．北京．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03期
[4]裴宝莉．香港廉政公署的简要介绍与分析．云南．法制与社会，200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