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干校六记_文本细读_浅谈杨绛的边缘人风格

《干校六记》文本细读
重庆市巴南区教师进修学校 王学莉
重　庆　市　巴　县　中　学　校 丁邦勇
——浅谈杨绛的边缘人风格
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杨绛散文》扉页上作者的手迹，虽然它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的诗句，但我认为，这就是杨绛本人的真实写照。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杨绛，从其血缘中（其父杨荫杭曾官费留学日本、美国，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

其三姑母杨荫榆也曾官费留学日本、美国，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吸取了灵气，而又深得博大深厚的北国文化的滋养，以其特殊的才情，以边缘人的写作风格，
“一种走出了自我幻觉、选择了适情任性的自然、平凡人生的知识分子的姿态。

这种姿态使她漠视功利，避免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只从一己的真实体验出发，着眼人生的一般状况”，为中国新时期散文文苑上献上了一朵朵鲜花。

《干校六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干校六记》１９８１年出版后，不但多次再版，而且被译成英文、法文、日文、俄文出版，在数量众多的文革散文回忆录中，堪称文革散文的经典之作。

二
《干校六记》是一本系列散文集，包括六篇：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

叙说的是杨绛与丈夫钱钟书在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到１９７２年３月被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的事情。

“文革”中的干校（即“五七”干部学校）名义上是以劳动和学习为主要任务的干部学校，实际上却是惩罚革命干部，迫害知识分子的劳改农场。

这一事件本身就属于动乱时代的人生荒谬，蕴涵着极左政治对知识分子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和折磨。

然而，作品没有正面描写干校的主要生活内容——开展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而是主动退让到政治事件的边缘，描写的是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等琐事，“人是真人，狗是真狗，事是真事，话是真话，一切如实记载”丝毫没有主流文化的正面揭批。

正如专门研究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孔庆茂所说：她“没有伤痕文学那种剑拔弩张和声嘶力竭的架势，她只是极平淡自然地写出自己在运动中的见闻与实感，没有任何的想象、虚构和形象的捏造，一一据实写来，超然地回头看看过去那段岁月，于冷静的叙述中略带一些自嘲，然而所有的愤怒、辛酸都在叙述中流露出来。

”正是这种自然平淡、含蓄冷静的语调，超然于世的态度，构成了杨绛达观诙谐的边缘人风格，表现出作者在逆境中的洒脱镇定和对人生洞察的透彻。

三
面对现实的态度是构成杨绛边缘人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论现实多么黑暗，社会多么凋敝，杨绛既不是在它面前无奈地闭上眼睛，也不是充满刀光剑影的揭露，而是以恬淡自然、从容大度的态度，来观照充满了血腥杀戮的“文革”的别一种世态人生相，体现了作者对于个人遭遇和历史悲剧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独特人生态度。

在《下放记别》一文中，作者以平静的语调讲述了在他们夫妇下放去“干校”的前后，作者个人及身边发生的故事：下放前的不安等待，为丈夫钱钟书准备行装、送别丈夫、女儿为自己送行、在“干校”与丈夫的会面等生活场景。

既是流水般的依次讲述，又始终围绕着一个“别”字，从容展开记事。

其中既有对夫妻离情、母女别意、女婿之死等情节的叙述，也有忧愁、焦虑和悲痛之情的流露，却没有通常所见的那种激愤的控诉和狂躁的宣泄。

在夫妻之别中，当“我”得知默存就要“先遣”时，作者只一句“好象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传达出作者不愿、不忍而无奈的心境。

不愿是因为“再过几天就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
“我们”相约“到那天两人吃一顿寿面庆祝”，
“我们”不是孤独的，有女儿、女婿，按常理应该在一起庆祝六十大寿，想想如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热热闹闹、儿孙满堂地庆祝自己的六十生辰？但在那个荒谬的年月里，连夫妻俩在一起吃顿寿面的愿望都不能如愿，何谈全家的欢聚一堂？不忍是因为书生气十足的丈夫既不会洗补衣服，也不会照顾自己。

想到年近花甲的丈夫独自一人下放“干校”，
“我”真有十万个不放心。

所以在为丈夫准备行装时，
“我”特地为丈夫缝制了一床用“耐脏的绸子”做的“准备经年不洗”的毛毯套子，还为丈夫补了一条“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的裤子。

无奈是作者直面现实、身处逆境的写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到处都是悲剧性的事件发生。

作者无言地接受了这一切，并把这一切反常的遭遇理解为正常的命运。

所以“我”只能感叹“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

“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本来夫妻离情于这对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说并不是件难以承受的事情，但在那个疯狂的时日里，谁能知道这一“别”到底是暂别还是诀别呢？后来的叙说证明，两者兼而有之：对杨绛而言与丈夫的离别是几个月的事；对得一而言与岳父的离别竟是永别！
在杨绛夫妇眼中，女婿得一乐于助人，
“和善忠厚，阿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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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然而“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对于女婿得一的自杀，杨绛着墨不多，只用一段两百来字的叙述，平静地讲述了得一在那“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下，因“过左派”强迫他交出所谓的“五一六名单”，他不愿捏造名单害人而被逼自杀的实情。

作者没有只言片语的悲痛控诉，只有淡淡的平和的诉说，好象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早已被忘怀；好象得一不是自己的女婿，而是一个离自己十万八千里远的陌生人；又仿佛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与人亲切地促膝谈论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作者用一种走出事态之外的冷静去审视这一切，这些事情好象不是发生在杨绛自己的身边。

这种怨而不怒、不动声色的叙说，滤去了许多历史的重量，显示出人的从容气度，体现了杨绛了悟生死之后的通达从容。

对于杨绛夫妇而言，阿圆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得一的自杀使他们对本“可以放心”的女儿多了一份惦念和牵挂。

此时，杨绛又要和女儿分离，面对此情此景，常人多会悲痛欲绝、肝肠寸断地哭泣，而杨绛却这样写道：“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

可是我看著她踽踽独归的背影，　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

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

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杨绛始终没有让眼泪流出眼眶，她的眼睛先是“忙闭上”，然后“忙又睁开”，最后“又合上”。

第一次闭上眼，加上一个“忙”字，实际传达的就是杨绛极力想压抑自己的悲伤之情，“睁开”时再加上一个“忙”字，传达出杨绛出于母爱的本能，对孤苦伶仃的女儿不放心。

第二次闭上眼，没有用“闭”而用了“合”字，如果有一个特写镜头，一定是上下眼皮缓缓地、无力地合在一起，表达出杨绛不忍、不愿留下孤独的女儿，却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

即使让眼泪流进肚里，也不愿让它从眼眶中流出，一个柔弱但坚强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

杨绛虽然学贯中西，却从不卖弄，以极其浅显平常的语言，倾吐内心的感受，掀动情感的波澜，看似平易，其实精纯。

对这个黑白颠倒、令人窒息的年月，作者没有正面的言辞批判，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淡远平和中显示了一种身处历史旋涡中心之外的冷静和清醒。

四
坚强乐观是杨绛边缘人风格的另一要素。

杨绛虽然有悲观的时候，但她不是悲观主义者。

不论环境多么恶劣，遭遇多么不幸，杨绛始终没有丧失信心。

在席卷而来的历史风暴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优雅与自尊，生活残酷地让他们从事最不擅长的体力劳动，以加剧他们的自卑，从而在生理上和灵魂上彻底打垮他们，但杨绛们没有被击垮，他们生活得似乎很有乐趣。

杨绛提到的干校位于淮河边上的息县，这里的地“天雨一包脓，天晴一片铜”。

他们的厕所是“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
有一边加竖一根棍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

这就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居住的环境！常人可以想象，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活起来是多么的艰难。

干校中的劳动是惩罚文化人的手段，其残酷的程度几乎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

面对着如此的磨难，是屈服还是拼搏？是沉沦还是奋进？无疑，这首先需要的是思想上的坚忍与顽强，但与此同时亦需要文化上的力量－－超然物外的洒脱与睥睨尘世的从容。

有了这样的胸襟与目光，劳动便不再是苦难的深渊，且看杨绛在《凿井记劳》中轻松愉快的叙说：“我们干校好运气，在淮河边上连续两年干旱，没遭逢水灾。

”连续两年干旱不是旱灾，居然还说是“好运气”！调侃的语气中让人去揣摩字面底下的深意。

“那块地硬得真象风磨铜，我费尽吃奶的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

”这“笑”是双重性的，既是欢乐劳动场景的再现，也是一种苦中带“笑”的反讽。

在坚硬如铜的土地上，即使让这群知识分子没日没夜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收成。

在《学圃记闲》中，杨绛就叙说了这样的事实。

“我吃饭少，力气小，干的活儿很轻，而工资却又极高，可说是占尽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便宜，而使国家吃亏不小。

”不擅体力活儿的杨绛虽然有愧怍之情，但并不自卑，仍然“安安分分在干校学种菜”。

“阿香能挑两桶半满的尿，我就一杯杯舀来浇灌。

我们偏爱几个‘象牙萝卜’或‘太湖萝卜’——就是长的白萝卜。

地面上露出的一寸多，足有小饭碗那么粗。

我们私下说：‘咱们且培养尖子’所以把班长吩咐我们撒在胡萝卜地里的草木灰，全用来肥我们的宝贝！真是宝贝！到收获的时候，我满以为泥下该有一尺多长呢，至少也该有大半截，我使足劲儿去拔，用力过猛，扑通跌坐地下，原来泥里只有几茎须须。

从来没见过这么扁的长萝卜！有几个红萝卜还象样，一般只有鸭儿梨大小。

”在那“泥硬土瘠”的菜地里，经过杨绛特殊照顾、精心呵护下的宝贝萝卜才鸭儿梨般大小，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的是微薄的希望；虽然这种生活又脏又臭，又饿又累，杨绛却能将这些“琐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用一种充满愉悦的笔调描绘出来，了无一丝凄苦和哀怨，这些简洁轻快的语言充分表现出人于逆境中的洒脱镇定，隐含着作者达观恬适的人生态度。

杨绛夫妇同在干校劳动，“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到休息日才许探亲。

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

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

”因此，夫妇相聚的机会不多。

在班长的照顾下，“我”的任务是看菜园，因为丈夫的宿舍就在离菜园不过十多里路的北面。

“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

借了当然还要还。

同伙都笑嘻嘻的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

”字里行间没有丝毫的悲情，流露出的却是一种幸福，因为这幸福得来不易，所以更觉珍贵。

“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丈夫在菜园里短暂的停留，杨绛
把它看作远胜于情人的幽会。

当事者越是若无其事的言行，愈发显示出环境的荒诞可笑，这种以人生苦痛中的情趣来反衬时代的悲剧、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表现作者历经沧桑后的独特心态和人生感悟，正是杨绛达观诙谐的风格所在。

五
对生活的热爱是构成杨绛边缘人风格的第三个要素。

杨绛一方面注视着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并以一种冷静、超然的笔调叙说出来；另一方面又善于发现生活中光明的、美好的、善良的事物。

即使他们非常微弱，哪怕只是一丝憧憬、一线希望、一个萌芽，杨绛也不会漏过，而以蘸满热情的笔调将它描绘出来。

她以普通人的敏感和热情去待人接物，看起来非常平凡的事或物，一经她的表述无不趣味盎然。

每当我读到《“小趋”记情》一文时，总会被那只充满灵气的小狗——“小趋”所吸引。

“小趋”是一条“又瘦又弱，老也长不大的”、“河南穷乡僻壤”的小黄狗，因为是一位姓“区”的诗人抱回来的，大家就戏称它“小趋”。

这是一只极普通的小土狗，也有偷粪吃的时候。

虽然杨绛待它“向来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但小趋跟杨绛夫妇似乎特别有感情。

“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趋总和我一同等候默存。

它远远看见默存，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欣，特又饶上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儿。

”为了感念小趋的深厚情谊，杨绛夫妇特别关心小趋，时而给它点骨头，时而给它两个臭鸡蛋，甚至还要为它特地多买半份饭菜。

后来小趋每晚陪伴杨绛巡夜的事儿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在杨绛笔下，这狗似乎不是一只普通的狗，而是作者的一位朋友。

“小趋来作客，我得招待它吃饭。

平时我吃半份饭和菜，那天我买了正常的一份，和小趋分吃。

……我得把饭碗一手高高擎起，舀一匙饭和菜倒在自己嘴里，再舀一匙倒在纸上，用另一只手送与小趋；不然它就不客气要来舔我的碗匙了。

”情趣斐然的叙述，反映了作者处于逆境中仍不失热爱生命的真诚，同时，以狗之情趣反衬出人的险恶。

“人是真人，狗是真狗……”正是在这真人真物中，写出了人生的情趣和哲理。

这种以边缘心态解构荒谬的时代环境，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文革”的历史真实和知识分子的情怀，表现了作者顽强的生命力量。

六
许多优秀的文章都叫人有只觉其美却无从言说的为难，杨绛的文章亦是这样。

她对言不尽意的道理似乎深有体会。

既然语言本身有这种局限，那就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所以读杨绛的散文，越是反复咀嚼越觉得余味无穷。

其语言的启示性不是来自修辞，而是来自平淡与醇美的统一。

如果仅仅是平淡就不能启发人的艺术想象，杨绛语言的特色是在平淡的、从容不迫的表述中含蓄着炽热的感情。

淡是因为滤去了杂质，因而更醇、更耐人寻味。

在《误传记妄》中，作者写道：“公布了，没有他。

他告诉我回京的有谁、有谁，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我陪他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默存比别人‘少壮’吗？我背诵著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赦书一日行千里……州家申名使家抑’，感触万端。

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里的黑材料。

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朴素含蓄的语言，流露出一种抑制怀古后的平静，将痛苦、酸涩尽量控制在这一叙述语调之中，显示了一种身处历史漩涡中心之外的冷静和清醒，真实地揭示了个人悲剧的普遍性、社会悲剧的深重性，以及两者间的关系。

写在干校的钱钟书变化之大：“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　怒道：‘胡说！　你什么钱钟书！　钱钟书我认识！　’默存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

’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

黄大夫还待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

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这清如水，明若镜，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

干净明晰的语言反映了“文革”灭绝人性的生存环境和极左政治对知识分子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与迫害。

寥寥数语，将这场空前的灾难，洗劫整个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事实展示给读者。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用如此从容冷静的语气谈起那段对许多人来说不堪回首的往事，且安之若素，那样一段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唯有苦唯有痛的历史，在杨绛的笔下却有别、劳、闲、情、幸、妄六种情思。

在“文革”的时代大悲剧中，虽然不乏清醒的批判者、思考者，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屡次的政治运动，都惶然地面对现实，无暇作超越性的思考，对社会的批判更在少数。

去过干校的人虽多，　记述的人却很少，　记述得教人在笑声与泪痕下爱不释手的作品更是罕有，
《干校六记》让人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试看六记快结束时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便可看出身为知识分子的杨绛的高尚情操。

整本书是在“我还是依然故我”这句话中结束的，　干校对怀著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失败，　已完全不言而喻了。

参考文献：
１．　陈思和、李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２．　李平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自学指导》．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３．　罗俞君选编．《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４．　林筱芳著．《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２００６．Ｎｏ１０４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