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史学理论和小说理论

梁启超的史学理论和小说理论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同时又写了大量的史学、文学论著，提出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的史学与文学理论的观点。

（一）梁启超的史学理论

可以说，梁启超在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界取得了“万流归宗”的崇高地位。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

１９０１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了《新史学》，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树起两块辉煌的纪念碑。之后他陆续发表了《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新民说》、《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历史统计学》，以及１９２２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１９２６年出版的该书的补编，逐步系统地完善了他的史学理论体系。概述之，梁启超的史学理论观点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阐述了历史学的政治作用。梁启超虽然鼓吹过“为历史而历史”，但他对史学的政治作用还是有充分认识的。他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他还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把史学看成挽救危亡的重要一环。把史学的作用估计得如此之高，在中国近代史上大概无出其右者。为了推动中国“史界的革命”，建立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体系，梁启超认为应大加批判中国的封建史学。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他给封建史学列了四大罪状：“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因为修史的目的是为统治者“资鉴”，这完全是历代统治阶级为保住一家私产，“缘饬附会”，辗转伪造的。“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二十四史的本纪列传，不过是无数，“墓志铭”的合集，犹如“乱堆错落”的海岸岩石一样，显不出群体进化的规律。“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其作史者的叙述与研究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脱节，不能密切联系起来。“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样，旧史不仅不能成为“益民智”之具，反而成为“耗民智”之具。由以上“四蔽”复产生出两大缺陷：“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对封建史学大加挞伐，虽有否定过分之处，但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如此毫无顾忌地痛斥封建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墓志铭”、“蜡人院”、“相斫书”等，的确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它对于扫除对封建史学的迷信、解放思想是有功劳的。

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撰写新史学的构想。他认为新史学的建立：首先，必须把历史从为“少数特别阶级”服务的狭隘天地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国民资鉴”，即成为资产阶级的教科书。其次，应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使历史为社会现实服务。再次，应明确历史的范围，使历史从百科之学中独立出来。复次是杜绝主观成见，搞“纯客观的研究”，“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器的而不以史为手段”，“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临如其来”。最后，新史必须力避旧史支离破碎的缺陷，使新史前后照应，议论叙事，浑然一体，原因结果，条析缕清。同时，还要把专门史与通史结合起来，在写出专门史的基础上再写出综合性的通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罗列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范围的２０多个专题，说明梁启超这位资产阶级史学大师的研究视野是极为宽阔的。

第二，宣传了新的历史进化观，其史学思想中贯穿了较深刻的发展观点。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在一系列的政论文章中，就把公羊之世说与西方进化论和天演论结合起来，宣传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化思想。这种思想当时主要还不是用于历史研究，而是用于批判封建顽固派，服务于变法维新。后来，梁启超几乎把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当作一个过程来加

以考察。当然，梁启超在他的几部史学名著中所体现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通俗的进化论，只承认点滴的进化，否认事物发展过程中质的飞跃，否认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固而也就难以将这种发展观贯彻到底。之后，由于梁启超政治上的倒退，他便放弃了对历史进化论的信仰，而至晚年倒退到历史循环论了。

历史的发展受不受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古往今来的所有剥削阶级的史学家感到迷惘和困惑。梁启超虽然较前辈史家对上述问题有更深入的探索，承认历史的发展有规律可循，“历史者，叙述人群之进化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但他又怀疑历史的因果律，终其一生也没有从自己设计的矛盾律中解脱出来。

他认为“严格论之，答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竞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他否认人类历史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史，而把历史看成是“人类心力”的创造物。他面对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不同思想的剧烈冲突，以及这种种种冲突所导致的往往与任何人的愿望都不一致的结果，感到困惑不解，由此而得出了人类历史不受因果律支配的错误结论。同时，又使自己陷入极度矛盾之中：一方面认为历史有无因果律本身就难以确定；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

特别是要从历史上寻求资鉴以服务于现实斗争，又必须找到因果律。这样，因果律就不是历史本身所有，而是研究者根据需要而强加给历史的。为了寻找因果律，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中搬来了“贵比事”这一法宝。历史的比较法作为正确的历史观指导下的方法论，无疑是可以使用的。但“比事”在梁启超手里却成为任意附会的工具。比如，他认为刘邦战胜项羽引来了两汉对匈奴的战争，战败的匈奴西迁影响了中亚诸国的发展，中亚诸国又干扰了希腊文明的进程，从而给欧洲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由此梁启超总结说：“史之为志，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这里，梁启超按照“比事”的原则，把前后发生的事件，按顺序一一排列起来，前为因，后为果，而推动因果不断运动的，就是“民族意力”和“方寸之动”。可见，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中贯穿着“联系”、“发展”的因果关系。不过，他所寻到的因果关系，仅仅是表面的历史联系，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第三，英雄史观是梁启超史学观的核心。梁启超的英雄史观包括两点：一是英雄与群众，谁是历史的主人；二是时势孕育英雄还是英雄造出时势。

在英雄与群众的关系上，梁启超认为少数英雄豪杰是历史的主人，群众不过是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历史的英雄业绩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他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己关。舍豪杰则无有世界。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系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至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和停滞完全决定于少数英雄人物的“方寸之动”。他们既可以使历史光辉普照，又可以使历史沉入苦难的深渊。其“心力动进稍易其轨”，就会在历史上掀起多年平息不了的波澜。在这里，一切因果律都不适用，历史仅仅是英雄心力活动的轨迹罢了。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梁启超作为一位勇于探索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家，并没有停留在英雄创造历史这一简单的结论上。他较封建史家高明之处在于他还着意去发现潜藏在英雄背后的更深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他隐约地揭示出在英雄人物背后还有阶级、集团和党派的存在。于是，他又提出一个“民族心理”和“社会心理”，作为英雄人物，伟大人物与群众，即阶级、集团和党派联系的中介。他说：“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

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可见，梁启超至少已承认英雄、伟大人物并非“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们是阶级、集团中的一分子。其思想、意志、计划，只有在变成其所属的阶级或集团的行动之后，才显出实际的力量。但是，在英雄人物与阶级、集团和党派的关系上，在英雄“心力”与“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的关系上，梁启超的理解却是颠倒的。

在英雄与时势的关系问题上，梁启超有如下说法：“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梁启超对英雄与时势关系问题的认识，似乎还有点辩证的因素。然而，他最后在“时势”与“人物”的关系方面却作了这样的结论：“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因当畸重。”英雄造时势，英雄的心力造时势，这就是梁启超所作的定论。

梁启超在鼓吹英雄造时势的同时，还一再宣传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大一统所以占优势，根源于地理环境。“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源，莫不由于地势。”梁启超不是到时代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去寻找大一统的原因，而把大一统之占优势，归绪于地理环境，这不能不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

梁启超的历史观中包含着英雄时势、天运说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观点，这是由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造成的。看起来，他的思想有些不成体系。其实，他的历史观还是自成体系的。核心是英雄造时势，天运和地理环境不过是说明英雄的机运和环境罢了。第四，关于史学家的修养与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强调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要尊重史实，绝对忠于历史的真相，力戒“夸大”、“附会”和“武断”的毛病，做到“鉴空衡平”。要博、深结合，专精与涉措并进，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有专深的研究。要养成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学会由整体到局部，由个别到一般的分析、综合、归纳、演译的方法。要敢于怀疑，勇于创新，“不要为固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要学会史学论著的写作方法，善于组织和驾驭材料，做到剪裁得体，详略得当。要加强文采的修养，使文词“简洁”、“飞动”，把以往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梁启超的这些观点，自然是有见地的。但在阶级社会里，却找不到各阶级共有的史德、史识。他认为史学家必须尊重事实自然是对的。但又混淆了尊重客观事实与客观主义的界限。他说：“实际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许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的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这种客观主义当然无法揭示历史的真理。至于说到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十分推崇“归纳研究法”。他曾大力鼓吹以这种方法为基础的“统计研究法”，在《历史统计学》中，他把这种方法规定为“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办法是将“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属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梁启超极力主张的以归纳法为基础的“历史统计学”方法，它处理的主要是事物的数量关系，仅仅依靠它是无法认识历史的本质的。他以这种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作《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得出的规律却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此外，梁启超对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历史专题的选取与研究、各种专史的写作方法等，都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如对史料的收集，他提出不仅应注意一般人公认的文献和实物的资料，更要开阔视野，“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在从事一个专题的研究时，随时注意收集与另外专题有关的材料，做到“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在鉴别史料和辩伪问题上，他讲了正误中反证、假说的作用，列举了辩伪书的十二条标准，证真书的六条标准，和辩伪事的七条标准，这些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对于历史专题的选取和研究的方法，梁启超则有更深入的探讨，对此问题，他提出了八点具体方法：即确定一个有意义的专题，此专题要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的部分真相，许多专题合起来，则反映社会的全貌；要把本专题有关的材料收集齐全，去伪存真，融合贯通，把握住此专题的本质与主流；要“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即注意本主题与其范围外的事件的纵横联系；“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即确定此专题中影响全局的那一个或几个历史人物或集团、党派，将其作为分析研究的重点；要“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这一步骤的核心是研究伟大人物的精神；要“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即研究专题中心人物的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注意研究每一时代改造自然和社会所达到的最大限度及其无法逾越的界限；还须分清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二者的关系。这八条，尽管由于梁启超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唯心的，其方法也只能为其观点服务，但它对历史专题的选取和研究的方法，是有许多精湛的见解的。

对历史的分类研究法，梁启超也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要写好一部通史，首先要抓好五种专史即人、事、文物、地方和断代等史的编纂。如他认为“社会骨干”的政治应研究社会的组织，国家的形成，把军政、民政、财政、法政、外交都包括在内。“社会血脉”的经济应研究人类的物质生活，搞清每一时代的衣、食、住、行。“社会神经”的文化应研究语言、文字、宗教、美术、文学、科学、史学、哲学等。这里，他不仅把历史的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且在不少问题上阐述了有价值的观点。当然，由于其唯心史观所限制，所以，他无法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二）梁启超的小说理论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他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他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告小说家》等文章中。这些文章着重阐述了小说文学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与小说创作的指导原则等问题。

梁启超极力推崇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中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上乘，即上品。梁启超的这一著名论断，具有打破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进步意义。历代的文人都轻视小说而重视诗文。如唐代传奇小说是文言小说的高峰，可是唐代文学家却轻视它。因此，唐代文学家在自己编的文集中没有收进传奇小说。这种轻视小说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但是，梁启超一反传统观念，把小说列入文学殿堂的最高位置，体现了一种革新和开拓精神。

梁启超之所以认“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他是根据所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道，即支配人的心理，可以起到“移人”的作用。“移人”即用形象感染人。按梁启超的说法，小说能够对人产生“熏”、“浸”、“刺”、“提”的作用，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大致上也就是感染、沉浸、刺激、诱发等四种作用。梁启超指出小说在“移人”方面，较之其他文学体裁，有两个长处：一是小说能在“现境界”之外，导人游于“他境界”；二是小说能对人“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和盘托出。据此，梁启超还将体现了第一个长处的小说，即描写“他境界”的小说，称为“理想派”小说；体现了第二个长处的小说，即描写“现境界”的小说，称为“写实派小说”。梁启超所说的两种小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这种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小说特性论，是有其科学性的。在中国文学批判史上，把小说列为文学正宗，这种对小说地位的论断，也是一种科学的论断。

梁启超在极大地提高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的同时，又极大地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小说具有决定政治成败、决定国家前途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他是从正反两方面来阐述的。从正面来说，在他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就指出，欧美及日本各国的进步，都得益于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同意英国名士的说法，尊称“小说为国民之魂”。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

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有鉴于此，因此，他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目新小说始”。从反面来说，他又认为“吾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在于旧小说。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日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甚至认为“举国皆荆棘者，日惟小说之故”，“论陷京国，启召外戎，日惟小说之故”。显然，他把中国人或者说国民中的一切坏思想，坏德行都看作是含有毒性的旧小说所造成的了。

梁启超的这种小说的社会作用理论，存在着两种片面性：其一，从文学内部的关系来说，对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他强调小说要革新、小说界要革命，但他忽视了对小说传统的借鉴与继承。他对旧小说的思想内容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看成都是“陷溺人群”的东西。如他从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出发，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海盗”、“海谣”之书，这显然是错误的。其二，从文学的外部关系来说，梁启超对小说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也存在着片面性。文学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照理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而梁启超却认为是文艺先行，政治后变。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他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这不仅是颠倒了政治与小说的先后关系，而且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先后关系。他还在《告小说家》一文中说：“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这种小说决定社会意识的小说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梁启超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在当时既具有积极意义，又具有消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要求改变封建政治的现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消极作用在于他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似乎改造中国的政治、改造中国的社会，不需要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只须写一些新小说进行宣传，就可出现新政治、新社会。这种消极面，只不过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性。

在肯定小说的社会作用的同时，梁启超又对小说的创作原则问题作了阐述。他指出，小说创作的指导原则应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小说必须自觉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指出当时提倡小说的目的，在于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海盗诲淫诸体可比。在《绣像小说》创作时，他在所写的《编印〈绣像小说〉缘起》里说得更具体，即“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小说的立意，要无一非裨国利民。二是他提出小说的任务在于形象地反映生活，以满足人类认识生活的需要。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中，解释人们为什么爱读小说的时候，他谈到小说能超越于现境界，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能对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哀乐怨怒恋骇忧惭“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使人们“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这和传统的，习惯的说法浅而易解，而乐多趣相比，显然高明。梁启超这样为小说确定反映生活，认识生活的特性，在当时的确是使人耳目一新之论。三是对作家的生活、思想和时代对创作的影响问题，也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梁启超要求小说作者应热情地对待生活，了解生活和参与生活。他认为作家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四是他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入手，就小说的语言问题发表了意见。梁启超常对他人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梁启超认为文字必须通俗化，这样小说就更有感染力。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来由。”他写《小说丛话》时又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二者也。”

虽然，上述梁启超发表的小说理论蒙上了改良主义的色彩，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但其中仍包含不少有借鉴意义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