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比较研究综述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按照胡绳提出并得到党史界多数人赞同的中共党史历史时期划分，这个时期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分量既重而研究又比较薄弱的部分。由于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论着很多，涉及面非常广（多数不是史学论着，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论着，但对历史又有所涉及），加上这24年毕竟离我们太近，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因此，本文仅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作一点介绍，遗漏和错误恐怕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关于改革起点的分析

为什么中国与苏东等国80年代的改革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郑谦认为，原因在于改革起点与路径的选择。从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因为“文革”的失败又走向改革，这是我国的突出特点。[1]

郑有贵和关海庭则对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这个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关海庭认为：“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围绕着制度、体制的一种公共选择行为，必然影响到社会中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能否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改革方案被社会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因此，在改革之初选择社会阻力较小，多数人都能受益，又能带动全社会变革的改革方案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极其重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愈是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发展，这种合理性就表现得愈加明显。”

关于为什么要改革，周业安认为：“在研究过渡过程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足不够的，合于逻辑的应该足首先回答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一些人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分析厂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问题。有人还通过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来支持其结沦，发现合作社由于赋予了社员退社的权利而获得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

率。从契约执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一个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委托代理层次越多，体制的总代理成本就越大。这类模型实际上是对产权观点的一个正式证明，但模型本身又进一步揭示出产权理论应用的—些条件，即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公有经济的规模直接相关，这似乎预示着公有制规模的缩减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撇开产权有效性的争沦，传统体制影响经济绩效的其他机制是否存在?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正式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还强调非正式契约关系的重要性。当委托人赋予代理人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空间时，代理人出于工作的需要会建立—个关系网，以确保低成本获得相应的资源和市场机会，这种关系网一旦形成，就会给委托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代理成本可能因此增加。如果经营环境在变动的制度环境中，高不确定性迫使委托人更多地依赖关系来监督代理人，这就使代理人的相对地位越来越高，代理人凭借其关系资源逐步获得了事实上的控制权。在这种理沦看来，内部人控制不仅要从度量成本及机会主义行为去理解，而且还要从社会网络上去寻求答案，而社会网络其实就是非正式合同关系。不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关系及其后果还不清楚。”

林毅夫等则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后果，回答了改革的起点问题。

而彭柱年则认为：“众所周知，中国与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改革起始点是不同的：中国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而苏联改革开始于政治领域。” 实际上，苏联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只是推不动，才转而从政治领域寻找突破口的。

秦晖则从改革前中国计划经济水平低（实际上“命令经济”）的角度分析，认为“一般地讲‘命令经济’的改进比较简单。因为原有的‘计划’本来就不科学、非理性，在计划改进方面大有余地可发挥；而要走向市场呢，只要放弃了瞎指挥、放弃用‘农民战争’的方式搞经济，给市场一个良性生长的环境就行了。”

外国对改革原因和起点的研究，主流学派对原有经济体制和效果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例如美国的有关专家就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几乎是停滞甚至下降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增加，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经过比较，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除了采取“渐进式”的过渡外，最主要的是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他们认为经济过渡的初始条件对过渡的方式、道路、进程和绩效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的把中国工业化水平低看作是有利的条件（即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有的则强调在集体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家庭比俄罗斯家庭更能够经营小规模企业；有的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的节制使中国能够在没有严重国际债务和劣等信用的条件下开始进入世界经济；有的则指出，分散于地方管辖区的工业所有权增强了地方干部对工业的经验和兴趣；有的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坚实的政治基础结构同新的税收激励一起为中国农村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还有的认为，中国改革前社会保障网覆盖面很小（大约20%，主要是在城市和国有部门），因此不仅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而且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

世界银行考察团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在农业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都具备了良好条件，只是体制造成了效率低下，一旦放权，引入激励机制后，农民和城市的轻工业就可以很快发展起来。换句话说，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使改革的初始条件非常有利：“中国并不是由于深刻的宏观经济危机而被迫实行改革的。因此，中国在发起改革之时没有必要同时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事实上，那时，中国的财政帐户和国际收支保持了大体平衡，储蓄率也已达到高水平。”“中国国内几个重要领域的初始条件对改革是理想的。和处在过渡时期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经济压力而不是深刻危机的反应，无需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意味着它不需要施行‘休克疗法’。中国还收益于其与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联系，这一联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改革过程和特点的分析

中国的学者多从实证的角度，以一种亲身参与的兴奋和喜悦来关注和研究。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是中国学者的共同特点。

赵凌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起点是传统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采用纯粹的指令型计划手段动员和配置资源，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