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于儒家价值观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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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对于儒家价值观的坚守

及其当代意义

张效民

摘要:本文以杜甫的大量作品为依据,对其忠君恋阙、伤时忧国、反映战争破坏、黎民苦痛,希望地方官吏施行仁政,反对横征暴敛、继承儒家诗教传统,发挥诗教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于杜甫坚持儒家观念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指出杜甫坚守儒家价值观,具有突出的实践性特点,这些方面同时,对于当今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普世性价值观念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杜甫儒家价值观坚守当代意义

今年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300周年。在杜甫的故乡和他生活过的许多地方,都在为这位伟大人物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网络上还出现了纪念杜甫的强大的呼声。一位千余年前的历史人物,能够在今天人们中间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是很少见、非同寻常的。这或许表明: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呼唤杜甫精神的强大的民意基础和精神需求。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呼应当前我国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政策要求,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当代中国所欠缺的传统精神文化的需求和呼唤。

网上的声浪、民间的声音,也许反映的是来自民间的情绪性的要求,那么,从社会思想文化需求的角度探讨生活于农耕社会的古人杜甫还能够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何种精神的滋养与经验的借鉴,换言之,研究杜甫还具备何种当代意义,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

文化精神是人的精神家园,任何社会都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都必须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的约束与规范。这种普适性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国家民族的国脉族魂。中国社会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大力推崇孔孟学说,使儒家文化成为历代的主流文化,儒家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也就成为全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们必须坚持、身体力行的普适性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杜甫就是他那个时代中坚持这一主流普适性价值观念的典型代表。杜甫坚持这一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于“礼乐崩坏、王纲解纽”、战乱频仍、个人颠沛流离的混乱时代,显得尤其崇高、可贵。因此成为历代奉行儒家理想的文化精英们所尊奉的偶像、所讴歌的灵魂,这也就是杜甫能获得“史诗”、“诗圣”、“诗神”崇高声誉的重要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方面,杜甫给我们提供了在任何时候都坚持其具有普适性价值观念方面的借鉴与启迪。

杜甫是儒家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的坚定不移的实践者、坚持者。他最为显著的特点即在于对于自身价值观念的毫不动摇的坚守。杜甫一生不得志,流落辗转,潦倒终身,但是他始终以儒家自居、以儒家自励。时时以儒士的眼光与情怀去观察时局、认识社会、忧国忧民。他幼承家学,从小饱读诗书,辗转流离中也自称“腐儒”(《宾至》)1、“老儒”(《忆昔二首》)、“儒流”(《赠虞十五司马》);晚年在湖湘,也自称“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大约在他离世前不久,他还念念不忘地把“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交付于他做官的朋友,勉励他们“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可见杜甫一生对于儒家价值观和政治理想的坚持。注意这里希望其“早据要路”,并不是希望得到在官场的援引,而是“思捐躯”,为国献身。这是一种非同于那个时代一般官场人物的思想境界。杜甫的这种坚持不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坚持,更为重要的是把这种儒家理想转化为自己的实践性行为。立身朝堂,则尽忠奉职,绝不含糊,希望在政坛上大展宏图,实现“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纯”(《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的儒家最高政治理想。他明知这种坚持可能为自己带来祸患,也在所不顾,因为“致君尧舜”的理想必然要求行动,这种行动体现在杜甫的行为中,就是犯言直谏。在历尽人间悲酸,几经努力,他终于在肃宗朝里得到一个小官的位置。他其实是很珍视的。他写道:“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但他在力图纠正君王的偏差遗失时,也是奋不顾身、尽职尽责的。在《北征》中他说到当时的情况:“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抗言直谏,疏救房琯,被贬出朝廷。《壮游》诗中也说:“备员且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只得弃官携家入蜀,依附做官的朋友,开始了又一轮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

杜甫在朝时间不长,虽然被贬是对于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沉重打击,他本人对于自己的苦难遭遇也颇感不平,但他终不改忠君忧国的恋阙之心。他始终坚信唐朝不会因为叛军的叛乱而灭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坚信“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北极朝廷终不改”(《登楼》)。因此,他把复兴唐王朝的希望诗中寄托在肃宗身上,认为“君诚中兴主”(《北征》),“周宣中兴望我皇”(《忆昔二首》);他时时关注着唐王朝与叛军的战事进展,表达自己的主张。在《塞芦子》诗中,他说“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为闻昆戌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他希望尽快派人报告朝廷,落实这一战略,“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说胡兵进攻速度很快,晚了胡兵就来了,战机就会丧失了。体现了关心国家安危的忧急之情。他还不断关注着时局的发展,杜甫在蜀中时,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陷蜀西宋、维、保三州,杜甫作《岁暮》诗:“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第二年,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吐蕃又大举东侵,攻入长安,代宗狼狈出逃,是所谓天子蒙尘,使杜甫忧心如焚。他在《释闷》诗中写出了当时的情况与自己忧国忧时的情怀。“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他也控诉朝中奸邪,指斥“关中小儿坏纪纲”(《忆昔二首》);处于辗转流离、饱尝苦难中的杜甫,对于国家太平、百姓安康的生活,自然有着正常社会人们所难能感受到的认识与体会。因此,官军的任何胜利,他都会欣喜若狂的心情加以歌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洗兵马》就是这类作品。

处于战乱中的人最渴望战争平息,社会安定。因此,他大声疾呼“安得壮士挽天河,洗净甲兵长不用,”使“隐士不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洗兵马》),万民康乐、永享太平;从安定国家,纾解民苦的角度出发,他还对历史上此类英雄频频加以歌颂,如《蜀相》、《古柏行》、《咏怀古迹五首》中对于诸葛亮的歌颂,尤其是《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赞誉“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凌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也为诸葛亮因“命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而深深地惋惜。

杜甫坚持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忠君忧国是必然的内容。我们不必去指责杜甫的忠君恋阙是出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的维护。即使在那个时代,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在安禄山破长安后,也不是有不少高官“从贼”了吗?从个人人格品质上讲,杜甫的忠君忧国也是高尚的行为。君国同体,君即是国,忧君即忧国的认识也是古代士人的共识。我们没有理由去否定杜甫坚持儒家价值观、忧国忧民、渴求国家统一与安定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

“忠”与“仁”是儒家价值观念中两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忠”是与国家、君王紧密联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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