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与崇高中的生命对话

严酷与崇高中的生命对话

摘要本文主要从毕淑敏的“阿里”系列作品《昆仑殇》《补天石》和《阿里》入手，叩问严酷昆仑的生存境遇，在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中审视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美好，从而思考作家的创作意图，解读作家对人生存状态的深度关怀。

关键词：毕淑敏严酷崇高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文坛众多的女性作家中，带着浓郁高原情结从昆仑山走来的毕淑敏很是特别。她珍视自己经历的苦难，用自己青春独有的真实体验诠释着生命的本真意义，真挚地表达着对雪山的眷恋和对生命的热爱，她用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审美追求在严酷与崇高之间艰难地完成了与生命的对话。

一一代人心灵轨迹的祭献

知道毕淑敏的人都会用“贤妻良母好医生”来评价她，可是很多人难以理解她这样的温婉女人为何偏偏在人到中年时选择了文学

这条艰辛之路，并且执著地书写崇高、困境、死亡和生命本质。毕淑敏回顾她创作的初衷，曾说是因为命运把她抛到了人迹罕至的高原，那里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假如她不告诉别人，她觉得对不起冰雪下长卧不起的英魂。

艺术起源于一个人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别人。1969年，毕淑敏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乜视的鹰眼，散乱高山之巅的病态脏器和牧羊人颜面表皮层永恒

的笑容，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生命”。从当时最先进繁华的都市北京到西部最边远险恶的青藏高原边防站，这种毁灭性的置换让一个17岁的少女从肌体到内心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动荡起伏和落差！生活方式单调刻板，生活环境奇异严酷，军规纪律严厉冷漠，身处地球上最为险峻的雪域高原，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大段空白，她开始将审视的眼光回归到人本身。在那段冰冷的岁月里，毕淑敏深刻思考人与自然、宇宙、永恒、生死和命运，年轻时期的想法长到了她的神经里，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作家对人生的看法。

对昆仑的眷恋作为情结默默地流淌在毕淑敏的血液里，潜伏在她的潜意识里。当她回京后，在特定的契机开始有时间打量这个城市的喧嚣之时，她突然听到了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呼喊。这个呼喊提示作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做，这就是文学创作。为什么能够听到“灵魂深处的呼喊”，来源于她丰厚的生命体验，来源于一种不自觉的“自觉”。正是这种不自觉的自觉行为，使毕淑敏无意间透露出了偏爱文学的天性，在满足自我倾诉欲望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精神拯救。她用文学完成了和她经历大致相同的人的救赎，无意中负担起了沉重的历史使命，从而使一代人的心灵轨迹得以确认。

“我之所以写起小说，就是因为对昆仑山的挚爱。它是我心中一颗充满活力的种子。在这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冰冻雪国里，生活着我们的边防战士。告别父母，远离家乡，四面八方的稚子在昆仑山上被铸成了钢。”既然命运让她到达这个特殊的环境而且强加

给她一种无法推脱的使命，西部苍凉喑哑的声音和自身对生命的热爱促使她拿起笔，开启了生命的另一航道。那些她亲历过感悟过的风景和故事就以文学形式献祭出来，写作就成了她不可逃避的命运。

也许正是这绝对的寒冷和极端的体验成了孕育优秀作品的温床。于是，毕淑敏就以阿里为起点，在奇冷的环境中燃烧着自己对生命的热忱，满怀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怀，一步一步走下昆仑山军营，诉说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感受和对人生的真体验，又一步一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昆仑山，走入了普通人的生命历程，走进了中国文学人文关怀的新里程。

二对峙严酷

藏北高原自然环境恶劣严酷，在严寒背景中绝难看到生命蓬勃的迹象，恶劣的自然条件已远远超过人的忍耐性。作家极尽描摹阿里军区所在的藏北高原上稀薄的空气、崎岖的道路，万古不化的寒冰对人体构成物质性的伤害，也试图通过“昆仑山”这一特定自然现象，为小说圈定一个特定的氛围，以便传达出一种威严和震慑力，表现自然的强大和不可抗拒。作为高原上九个女兵之一，毕淑敏真切地体会到了高原的威力，感受到了生命在对抗自然过程中所遭受的磨难：“我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生命就这样裸露在原始的自然中，受到种种自然力的侵袭、践踏和蹂躏。她用救死扶伤般的文笔叙述着军人的躁动不安和无奈叹息，解读着

生命的脆弱与刚强。

那段“面壁十年”的戎马生涯，一方面是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另一方面也是毕淑敏的生命深深植入“畏”的情绪的过程：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一种由敬畏而生发出来的对生命存在处境的困惑与追问。极大的不安定感使作家由对生命的理解上升到对生命完整的思想探索和精神呼唤层面，由于敬畏生命而与宇宙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关系，同时也给予她独有的意志和能力来创造精神和伦理的文化。

在阿里，生命裸露在原始的自然中，受到种种自然力的侵袭践踏和蹂躏。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死亡是必然，活着倒成了幸运。无怪乎作家回忆当年在行军途中曾想装作失足滑向无底深渊，这一痛感体验使得作家笔下的昆仑山不仅仅是一般小说中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是作为一个与人对峙的庞大形象，揭示着生存的命题。昆仑山是有生命的，是大智若愚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实体。作家写山并不单为了写山，更是为了写人，是以昆仑的险峻作为参照系来衬托人的崇高。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生存是第一位的，人首先要学会生存才能屹立于昆仑山上。那么人与自然之间会有怎样的矛盾冲突？作家又把笔触深入到军人的心灵，把人与自然的对立内化为理性与感情的冲突。

三凝视崇高

在昆仑山，不仅有可怕的飓风、缺氧和高寒，更要命的是寂寞与孤独。昆仑山气候恶劣，山高路远，地广人稀，缺乏丰富多彩的文

化生活。与昆仑山并肩而行的还有部队铁的纪律，既损害人的肉体，又摧残人性，压抑人的精神要求。“阿里”系列三个中篇都谈到女兵少，不准谈恋爱的问题。然而，爱情是无法阻挡的，高原挡不住爱的渴望，哪怕有铁的纪律，哪怕在滴水成冰的高寒地区。作家抓住昆仑山男女军人人数1000：1的比例，用缠绵动人的笔调，述说着高原女兵肖玉莲、朱端阳和游星的爱情悲剧，以重复性题材不断深化的方式，显示出人与自然对峙过程中人文关怀的消泯与回归。战士在爱情与纪律中感情与理性的冲突，折射出军旅生活在激越、严肃之外的苍凉与沉重。随着冲突的加剧，作家揭示昆仑险恶环境对人物心灵伤害、对人性扼杀的笔触逐层深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也越来越客观。

《昆仑殇》中的“一号”是一个军人理性化了的形象，也是部队理性化了的形象：征服一切，人定胜天，与其说他所指挥的“拉练”行动是为了克服军队的懒惰情绪，倒不如说是作为群体的“人”的军队与昆仑山的对抗。年轻的军人们充满了献身的热情，表现了昆仑战士征服自然的不屈不挠的毅力，连高干子女甘蜜蜜也拒绝了妈妈将她调离昆仑军区的努力，主动要求留下来。然而，行军之后战士的惨重死伤，使作家对人的自身能力——人能胜天吗——产生了怀疑，于是小说中有了极力劝说“一号”取消穿越“无人区”计划的作战参谋郑伟良那一套完整的思维逻辑。这样我们看到了对部队遵从极左路线铁的纪律中人文关怀缺失的喟叹：数不清的男军人给肖玉莲（《昆仑殇》）写求爱信，她一封不拆地积累起来定期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