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家、哲学流派简介哲学家(a)

中国古代哲学家、哲学流派简介（3）哲学家（a）
根据《中国哲学简史》、《中西哲学小史》的介绍，结合查阅的资料，遴选了31位对中国哲学发展有着不同程度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梳理、编录了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仅供参考。

一、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

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省曲阜市南辛镇）人，开创了儒家学派。

他编纂了《春秋》，修订了“五经”，创办私学，打破传统贵族教育。

在道德哲学方面以“仁”为核心自成系统－－孔子之道即是“仁”。

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各个时代很不相同。

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了公元前2世纪，地位更加提高，认为他是接受天命，继周而王，被称为文宣皇帝、文宣王；公元前1世纪，孔子被认为是活着的“神”，这也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在汉朝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

之后，孔子的地位回归到理性上来，不再被认为是“神”，但他依旧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总的来说孔子如同格拉底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

根据他与弟子言行编辑的《论语》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

（一）正名说：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孔子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必也正名乎”！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首先要正好“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各种社会关系的名。

比如“君”的本质即所谓的“君道”，这是理想的“君”必备的。

“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

也就是“实”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

否则纵然使别人称他为君，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

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都有其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都指向事物的本质“实”。

（二）仁、义之说：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

比如，父行父道爱其子。

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

“仁”就是人的一切德性的总和，“仁人”就是“全德之人”的意思。

所以统治者要“爱人”，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义”，宜也，即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

且所做的这些事从道德上来说都是正确的。

如果出于非道德的原由，虽然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而属于利的行为。

义与利是相对立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利之辩”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三）忠、恕之道：“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那么实行仁的方法，即“仁之方”是什么呢？在于“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庸》所举的例证，“己所欲，亦施于人”，孔子称之为“忠”，强调的是忠恕之道肯定方面；另一是《大学》所举例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称之为“恕”，强调的是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

这正反两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也就是“仁
之方”。

因为忠恕之道的道，是以本人的好恶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所以忠恕之道也称为絜矩之道，也是“仁”之道。

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须履行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含了义的性质，所以，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

（四）知命论：即“无所为而为”的观念。

在孔子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围以外的东西，对此，人不可能都无为，人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围以。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些他应该做的事。

孔子认为，做这些事的价值或目的在于“做”的本身，只要尽力去做，努力去做，而不必在意结果是否会成功，即应该“无所为”。

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可地接受它。

这才是“知命”，即知天的命令。

要成为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所谓尽人事听天命。

做了，就表明此项义务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

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五）“仁”包含孝、忠、智、勇，是人性之“真的”，只须合“礼”，即是至好。

（六）提出行中庸之道，这也是儒家学派的核心思维方法。

（七）诗教论：主“美”和“善”的统一，即形式与容的统一。

通过“诗教”，把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工具，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

他认为，一
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方面修身成性。

二、墨子（约前479－前381），名翟，战国初期宋国国都（今）或鲁国（今滕州）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在当时，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学的影响也不亚于孔学，与儒家并称“显学”。

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拥有“非儒即墨”之称。

孔子对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的了解，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而墨子则是孔子第一个反对者。

他认为孔子所赞同的都是不正当、不合用的，力求用简单一些，且在他看来是有用的一些东西来替代。

即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连同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

如果说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是文雅的君子；那么墨子就是批判者，是战斗的传教士。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

（一）兼爱、非攻说：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判，相反他在《墨子》一书中经常提到仁、义，也常讲仁人、义人。

只是墨氏的仁、义与孔氏的仁、义有些不同。

墨子的仁、义是指兼爱，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

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

在墨子的团队里提倡“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理念，墨子也极力地扩大兼爱的含义，与儒家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相反，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即“爱人若爱
其身”。

并提出“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仁人的任务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他就应当以兼爱作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的人的行动标准，即所谓的“以兼为正”，这样“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他认为“兼爱”是唯一的救世之法。

“非攻”是墨子从兼爱思想出发所提出的，他认为争斗、战争，是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所以，他极力反对攻伐之战，只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

儒家与墨家在爱问题上主要有两个根本分歧点：一是爱有无差等的问题。

墨家认为爱无差等，爱别人和爱父母是应当同等的；儒家认为爱是有差等的，爱父母总要胜过爱其他一般的人，并认为墨氏之爱“是无父也”。

二是爱是在发生的还是外在强加的。

墨家认为爱是外部人为地附加的，所以要依靠的、政治的制裁作为实施爱的保障；而儒家认为，爱是从人性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

（二）重利、重功论：这是墨子哲学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

为证明兼爱理论的正确性，也为判断一切言论的是与非，墨子提出了他的方法论——“三表”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所谓“本之”，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依据古代典籍；所谓“原之”，就是从普通百姓的感觉经验中寻求根据。

“本
之”是间接经验，“原之”是直接经验，都是属于归纳法的围。

所谓“用之”，是将言论应用于实际政治，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从而来判断言论的真与假，最后决定取舍。

孔子行事以“应该”为主旨，墨子行事则以“结果”是否“有利”为主旨。

观察一件事能不能做，关键看事情的结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是不是可以达到“富庶”的目的。

所以三表中，尤以最后一表最为重要，它是墨子估定一切的价值标准。

他认为，正是因为大家“兼爱”了，才能产生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的事，所以，兼爱是绝对正确的。

“义，利也”。

（三）天志、明鬼说：为了诱导人们兼爱，墨子又引进了许多的制裁，如“天志”、“明鬼”。

墨子认为，天帝是存在的，天帝爱人，他要求人们彼此相爱，于是他监视人的行为，特别监视统治者的行动，以祸、福惩罚、奖励那些违反或是顺从天意的人。

除了天帝，还有许多小一些的鬼神，他们也同天帝一样，明察秋毫。

在对待鬼神和祭祀的问题上，儒家和墨家似乎都存在着矛盾。

儒家重祭祀丧礼，却不相信鬼神；墨家反对丧葬和祭祀的缛礼，却相信鬼神的存在。

其实儒、墨二家的观点都不矛盾。

儒家重祭祀和丧葬之礼，只是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非的；墨家重鬼神，只是为了兼爱理论服务，诱导人们相信，兼爱受赏，不兼爱受罚。

推行“节用”、“节葬”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目的在人们的心里树起敬畏的信仰。

从墨子功利
主义观点看，只要有用就是正确的。

（四）尚同说：墨子认为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也必须是绝对的。

因为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结束混乱，混乱产生的原因就是思想认识不同，政令不一，即“异义”。

所以，一国之只能有“一义”，且此义也必须是由国家自身确定的，除此之外别的义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他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一级服从一级，绝对地统一于上级，也不能例外，把天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上下一心服从政治；同时只要为政者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对人民"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如此则一定能统一全国思想，实现民富国治。

三、朱（生卒年代未详，但是一定生活在墨子与孟子之间。

）子、子居，国人，思想家、哲学家，道家朱学说派创始人，与墨学齐驱，并属先显学。

他的见解散见于《庄子》、《孟子》、《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之中，基本观点“为我”、“轻物重生”。

四、孟子（约前371－前289），名轲，东周邹国（今省邹城市，为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人，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

孟子是孔子理论的继承者、发扬者，他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施仁政”。

著录《孟子》一书，与《论语》一起，成为“四书”之一。

孟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在西方，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

孟子的学识在当时就显达
于世。

（一）性善论：认为人性有种种善的成分，同时也有一些与动物共有的成分。

严格地说这些“动物”成分不应该认为是“人”性部分。

这些部分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

所以孟子主扩充“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此“四端”为人之本性，也使人异于禽兽，若能充分扩充，就能变成四种“”，即“仁、义、礼、智”，最终成为圣人。

（二）国家起源论：孟子认为人伦是国家和社会的起源。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所以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人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三）民本思想：孟子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主应以爱民为先决条件，保障人民的利益。

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

若君主无道，那么在道德上他就不是君了，按孔子的正名说，他只是“一夫”，人民也就有了在道德上革命的权力，即使杀了他，也不算弑君；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孟子认为，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的领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因而只有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王。

（四）王道与霸道：作为君主应当效法先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治理国家，以“德”服人，施行仁政，那么他的治道就能称做“王”道；如果君主靠暴力强迫手段治理国家，以“力”服人，施行暴政，那么他的
治道就是“霸”道。

他认为王道始于经济基础建设，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人民有饭吃，有丝绸穿，有肉吃，每个人“养生送死无憾”；终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人人都要接受教育，懂得人伦道理，这样王道才算完成了。

（五）圣外王说：孟子认为的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如果能把此“不忍人之心”推及至政事之上，行忠恕之道，则“仁政”可施。

孔子的忠恕之道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于治国的政治方面；孔子的忠恕之道只是“圣”之道，而孟子则将此道扩展为“外王”之道了。

在认识忠恕之道对于个人修养即“圣”的意义方面，孟子的认识也比孔子进了一步。

孟子认为充分发展了“不忍人之心”，也就知道了我们的“性”（性之初），而性是“天之所与我者”，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矣”。

（六）井田制：这是孟子理想的经济制度。

孟子认为圣王的王道就是为人民谋福利，这意味着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承托这个殷实经济基础的，就是平均分配土地，即实施“井田制”。

（七）孟子的神秘主义：“善养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是指至大（最高级的大）的勇气或士气，这种勇气或士气与宇宙同一，“塞于天地”，因而这是一种超道德的价值。

至于如何“养”，孟子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知“道”，即以“强恕”、“求仁”的方法，提高精神境界的道，则“万物皆备于我矣”；二是“集义”，经常做一个
“天民”（知天的人，即知道天就是道德的宇宙的人）在宇宙中应当做的事。

一个人如果知“道”且长期“集义”，行“不慊于心”，“反身而诚”，就能培养出这股“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

到了此境界的人，则“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五、惠子（前390年－前317年）即惠施，战国中期宋国（今）人，是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曾提出了十个命题（辩题）。

其中尤以“合同异”命题最为有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

惠子认为“万物毕同毕异”，一切事物的差别﹑对立是相对的，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绝对的界线。

每个事物总是在变成另一个事物。

从而得出逻辑结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在名家一流中凡是赞同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种观点的，便是名家中的“合同异”派。

“合同异”派强调从联系和发展中看世界，因而能看出一切现实差异的相对性，冲击了孤立、静止地对待事物的形而上学观点，对人类认识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一观点也夸大了一切差异的相对性，无视差异相对性中存在的绝对性，从而走向了相对主义。

公元前350－公元前260年，是此思想的鼎盛期。

六、公龙（前320年－前250年），战国末年国人，当时以
诡辩而广泛闻名，是名家“离坚白”派的代表人物。

他的“白马非马”和“别同异，离坚白”命题是中国古代著名命题，并以“离坚白之辩”闻名于世，他的命题得到了与柏拉图理念论或共相论相同的概念（理念论或共相论在西方哲学是极著名的），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

相反，在“白马”命题中，公龙强调“白马”（个别）与“马”（一般）的区别，分别通过涵、外延和共相三个概念，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在“坚白石”命题中，他以知识论的、形上学的辩论，强调视觉与触觉的分离。

与惠子的"合同异"说正好相反，公龙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名”的逻辑分析，认为“名”是绝对的、不变的，具有十分浓厚的形上学特色。

但在逻辑学上，他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

公元前284－公元前259年，是此思想的鼎盛期。

七、老子（约前571－前471），名耳，字聃，春秋末期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道家学派创始人，被道教尊为始祖，老子的思想属朴素辩证法思想。

传统认为老子与孔子同时代而年长孔子，孔子曾问道老子。

存世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然友兰经研究认为，老子虽生于孔子同时，但《老子》一书不可能成于孔子以前或同时，其思想体系的建立应该在惠施、公龙之后。

（一）太一、有、无、常：这是老子的主要观念。

1、“太一”：就是“道”，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生于
天地万物之间，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属于“超乎形象”的概念，故无法具“名”。

称“道”为“道”，纯粹只是一个代号，是无名之名。

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是不可言说的，在本质上是虚无的。

其实这“道”指的就是自然规律，2、有：就是“有名”，相对于“无名”。

世上事物分为实际世界之和之外，之的为“形象之”，即我们见到的实际，要表达它们也并不困难，可以“名”之，也称“有名”，简称“有”。

3、无：就是“无名”，相对于“有名”。

实际世界以外的，“超乎形象”的一切事物。

它们很难“名”之，称为“无名”，简称“无”。

并非所有“超乎形象”的事物都是“无”，但“无”者，一定是“超乎形象”的事物。

比如“道”。

4、“常”：就是不变，即指万物变化时遵循的那个不变的规律。

《老子》里的“常”字表示永远不变的东西，或是可以认为是定规的东西。

（二）道，自然的不变规律：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之演变，认为“道”是独立不改的客观自然规律，具有周行不殆的永恒意义。

（三）反者道之动：认为任何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部某些性质如果向极端发展，一定会转变成它的反面，“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即所谓“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四）老子的处世哲学：1、袭明：在生活中必须以柔弱、谦虚、知足的姿态处世为人。

老子认为，极端是物质发生反向变化的界限，这个界限
与一个人的主观感觉和客观环境有关。

比如“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这个“骄”就是极端。

事物这种“物极必反”的不变规律，老子称之为“常”。

他认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所以，处世、行动要遵循自然界这种不变的规律，老子曰之“袭明”。

“袭明”的通则有二：一是想要得到某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

比如谁若想变强，必先从感到弱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之相反的东西。

比如想保持资本主义，必须在其中容纳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二是物忌全胜，事忌全美，人忌全盛，涵容以待人，恬淡以处世。

即“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直若屈”、“大辩若讷”、“知其白，守其黑”等，故能“殁身不殆”。

“袭明”的处世方法可以使我们躲开人世危险，并能达到目的。

2、无为：一个人应该严格地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必要的、自然的围。

“无为”说也是从“反者道之动”这个总学说演绎出来的。

“无为”不是完全不作为，而是不要过分地“为”，要按自然规律“为”。

何况“为”的目的也是想把事情做好，如果过分“为”之，犹如“画蛇添足”，反而适得其反。

老子认为，人为的行为、任意的行为都与自然、自发的规律相反。

3、抱朴：保持本有的纯真，不为外物所诱惑。

老子认为“道”就是“璞”，“璞”就是“朴”，最“朴”的东西是无名的“道”。

其次最“朴”的东西就是“德”，“德”是一物在生的过程中，从“道”获得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使这一物之所以自然地是此物。

这些东西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非道德的。

顺“德”而行的人应当过着尽过能“朴”的生活，即超越善恶的区别。

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正是人们知识太多造成对欲望的对象了解太多，为了尽可能地满足欲望，反而走向了欲望的反面。

所以老子强调弃智，寡欲，保守本真，怀抱纯朴，不萦于物欲，不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干扰。

（五）无为而治：这是老子的政治学说。

他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反者道之动”的缘故，国君未能“无为”，而是太过“为”之。

所以首先要消除大乱的根源，即“不尚贤，使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

然后就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道”，“无为，而无不为”。

国君的治理应该效法“道”，让百姓自己做他们能做的事。

（六）愚民之治：这也是老子的政治学说。

此“愚”非“愚蠢”之义，而是淳朴和天真之义，即“朴”。

圣君不仅希望他的臣民“愚”，而且也希望自己“愚”。

此乃圣人之愚，它不同于普通人的“愚”，是自然的产物，圣人之愚是修养的结果，比知识更高、更多，即“大智若愚”。

八、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号南华真人，战国时期蒙国（位于今、交界处）人，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他的思想包也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
“老庄”。

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

庄子一直过着隐士生活，可是他的思想和著作当时就很出名。

代表作品有《庄子》及名篇《逍遥游》、《齐物论》等。

庄子与孟子同时，是名家惠施的朋友，我们今天读到的《庄子》，大概是公元3世纪时郭象重新编释的，所以也就无法断定《庄子》中究竟哪几篇出自他本人之手。

庄子是先道家最后阶段的代表，也是先最大的道家。

（一）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幸福有不同等级，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

如何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即自由发挥我们自然的能力－－“德”。

因为“德”来自于“道”，它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者。

“德”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也不必绝对相同。

只要充分而自由地发挥了“德”，则幸福当下就是，无须外求。

在庄子看来，“天”与“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人”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

“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伪”字。

他认为，自然的要比人为的好，主顺从天道，就是顺从“德”，摒弃“人为”，就是摒弃人性中“伪”的杂质。

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

但是人在充分发挥自然能力时，会受到例如老、病、死等因素的影响和阻碍，所以这是一种受限制的幸福，因而是相对的幸福。

（二）获得绝对幸福的方法：需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才能得到的。

1、以理化情：庄子认为生、老、
病、死是事物的自然本性，如果感觉悲苦愁痛，则是“遁天倍情”的，所以就会受到上天给予的“遁天之刑”－－苦痛的惩罚。

如果我们能理解事物的自然本性，就能抵消消极情绪。

圣人之所以常被人认为是没有情感的，无动于衷的，是因为他们对万物自然本性的过程有完全的理解，认为“宇宙无死生，吾亦无死生”，故能不受世间一切变化的影响，不为情困，享受“灵魂的和平”，而此时可以说他们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幸福。

2、与道同一：即人与宇宙的同一。

只有通过“同一”得到的幸福，才是真正的绝对幸福。

而要达到这种“同一”，人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理解。

要超越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无己而与道合一。

道无为，所以无功；道无为，所以无名。

与道合一的人，所以也无功无名，他让每个人听其自然，充分地、自由地发挥他自己的自然能力。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三）在宥天下说：这是庄子的政治学说。

他认为一切法律、制度、政府的目的都是立同禁异，这个看起来好心的治国手段，是“人为”的，它禁锢了人的自然能力，是“以人灭天”，只能给人痛苦和不幸。

故而庄子反对以“治”治天，而应顺物的自然之性，以“在宥”治天下，即无为而治。

（四）庄子的认识论：1、认知的相对性：庄子认为人们对某一事物“是”或“非”的判断，是建立在每人自己的认知（人的主观意识）基础上。

然而，事物（客观事物）永远都在变化发展中，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