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谈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中国哲学义利问题的讨论，从春秋战国到近代一直未停止过。综观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提出的义利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义以生利”，义利统一；

第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第三，行义言义，“功贤耕织”；

第四，“何必曰利”；

第五，好义欲利，人之两有；

第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第七，义利之辨。

由于立场和视角不同，在义利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即不同的义利观。主要有三种观点：重义轻利，尚义去利；重利轻义，尚利去义；义利兼顾，义利并重。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人民通过艰苦的摸索以昂贵的代价得来的共识。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层内核，就是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它要求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要求的现代义利观，概括地说，这种义利观就是“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种义利观既克服了传统义利观中利益的抽象性，又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是一种高尚而文明的义利观。

但是，义利观理论范型的提出与现实的构建往往并不是同步的。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现实构建，意味着该义利观主导地位的普遍确立，而这种确立却不能自发进行。因此，如何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义利观，是当前众多学者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应当承认，实行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效率原则的发挥，也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等等，一有机会便会有所表现。对外开放大大缩短了我们与现代世界的距离。但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也会乘机而人。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现代义利观主导地位的确立具有阻碍作用。为了克服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对策，指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一定要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内在地要求以利益为导向的义利统一。没有义利统一，人们的利益追求以至全部行为就得不到有效的规范与引导，最终会导致以合理化为特征的现代化破产。在当代要做到义利统一，除了要借助于一定的外在手段如政治法律手段和进行必要的舆论导向之外，还必须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传统义利中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通过前面对传统义利观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历史上不乏极端的功利主义与极端的道义主义，但是义利统一、以义制利的道德观始终是义利观发展的主线。这种义利观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排除利，但它所确认的利主要是整体的普遍之利，为我们构建现代的义利观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传统义利观中的“义以生利”、“义者，宜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利于民则可谓利”等观点，对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公平合理竞争，凡事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出发点，具有重要的价值。传统义利观尽管在时空上过去了几千年，但它仍然具有生命力，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所谓“义”，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解释中，是指与“宜”相通的行为指向和行为方式，即行为的适宜或应当，泛指道德准则或道义要求，亦指道义所要维护的公共利益。与“义”相对应

的“利”，一般是指物质利益或物质功利，其中包括公利和私利，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主要是指私利。从价值取向上看，传统义利观中的“义”属于道德规范，属于精神价值，是人为之人的应然之则；“利”指物质利益，属于价值，它所关注的是人的行为活动在什么性质和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物质需要，是趋利避害。“义利之辨”就是关于道德理想和物质利益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论。其争论中所表现出的重义轻利、义利统一的积极、合理思想，对我们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处理好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具有不可否认的当代价值。

总之，任何社会意识都具有历史继承性，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国，对民族文化遗产必须辩证地进行研究和吸收，决不可抱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将其全盘摒弃。传统义利观虽然从时间上过去了几千年，但对我们构建现代义利观、进行两个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为只有坚持以利益为导向的义利统一原则，才能调动不同利益主体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性，协调众多利益主体间的具体利益分歧与冲突。引导他们超越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达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把物质价值升华为精神价值。单纯地强调义或单纯地强调利，均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行，社会最终也会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