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

浅析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

摘要：“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期，深入挖掘孔孟儒学处理道德与功利关系的文化资源并对其进行现代诠释与转换，古为今用，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解决现今社会中的各种道德困境，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义利之辨义利观当代价值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争论的一个核心议题。自孔子区别了义与利，提出义利两者关系问题之后，“义利之辩”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争论从未间断。在今天，义利关系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它涉及人们在利益与道义、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等领域。[1]正确处理利义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一、古代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义原指人义、情义；而义，则原指利益、人利。“义”重在群体利益，“利”重在个体利益。义利问题各家均有不同的诠释，而儒家对其尤为看重。儒家学派以重义轻利为先见，孔子强调：“不义而且富贵，于我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则以为：“荣辱之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2]《孟子》开篇即讲“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由此可以见得，人的义和利虽是密不可分的，但却有孰先孰后、孰主孰辅之分。

有人认为“舍义取利”造成很多人谈“利”色变，以为“利”就是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以至于以“义”为荣，以“利”为耻。这实际上是对“舍利取义”主张的片面理解。事实上，儒家所言“轻利”，并非不重视利，而是反对“见利忘义”、“因利害义”、“保利弃义”。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这实质上是承认私利为人之所欲，对于符合义的私利应该肯定。关于人的利欲问题，孟子的观点也是现实的。梁惠王同孟子见面时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说的“何必曰利”并非说“利”不重要，他强调的是“仁义”更重要，仁义是利益的前提。另一位儒家集大成者荀子，更充分肯定“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歇，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韩非子·荣辱》）这一任何人也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儒家的重义轻利，其主旨绝非轻利，更不是反对利，而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大的、长远的利益。义与利，作为不同的概念，有其相互矛盾的一面，但这种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融合而达致统一[3]。在当今社会下，“义利之辨”涉及各个方面，影响深远。

二．“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孔孟的这种“义利之辨”价值理念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作为企业经营的原则之一,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四川雅安地震中，一些知名企业的义举善行就为自己树立的良好的企业形象，让我们刮目相看。其中，诺基亚捐出了100万和4000部手机，引起了网友一片热议。巨额亏损仍捐款雅安灾区，它的企业大爱感动了国人。地震时，正值诺基亚公司亏损，从其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可以看到，诺基亚实现营收58.5亿欧元，同比下降了20.4%，净亏损为2.72亿欧元，但诺基亚仍旧第一时间派出千名诺西工程师去灾区抢修通讯网络，很多网友说这就是企业的良心。有网友发博感慨道：“看到三星和苹果捐6000和5000万，我没有什么感觉；倒是看诺基亚捐了100万和4000部手机时，一种悲伤油然而生。”此博一出，迅速被网友大量转发，网友纷纷表示感动。一个已经卖大楼、卖专利的公司,在此时彰显了跨国企业的大爱。纵观评论大多数网友都表示：下一部手机一定要买诺基亚，向经典致敬！还有网友留言：512地震时我在灾区就靠一部长待机的诺基亚与家人联系上的!尽管当年的辉煌已经不在，可是此次诺基亚在雅安地震后的表现以及诺基亚新机1050的正式上市无疑又会把它带回大众的视

线！诺基亚的“悲情捐款”无疑有助于重塑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并且为企业赢得了人心。

现代企业作为一个盈利性机构，当然是要追求利润的。获取必要的利润，也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怎样赚钱,赚什么钱,必须要有个规范作为基础和前提,这个规范就是社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还有自然的利益。因此,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群众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必须要服从后者。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道理也是一样的,企业必须本着“义以为上,以义统利”的观念处理好与社会、他人、国家甚至还有与自然的关系。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少企业为追求利润，采取了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做出一些危害社会的事情。

因此，企业必须处理好企业盈利与社会公德的关系，应当清楚地明白这样一个及其简单的道理：企业不仅仅只是一个盈利机构，而且同时也是社会环境中的一员，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遵纪守法，遵循社会公德，是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应有道德意识，自觉地进行道德约束，见利思义，义利并重。同时，企业还应认识到，“利”是多元的，它不仅仅是物质形式的金钱，信誉和形象越来越成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往往许多优秀的企业，都是通过自己的义行善举，通过对社会公德的践行，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利润。[4]前述诺基亚公司的行为就是明证。

三、传统义利观对中国当代外交的影响

外交决策中重视“义”与“利”的统一。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外交决策上更重视“义”。随着时代演进以及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义”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义、正义观念，又有对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的捍卫与维护，以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既有民族大义之“义”，也有国际主义之“义”。

2009年2月，正当经济危机的迷雾笼罩全球的时候，即将结束新春欧洲访问行程的总理温家宝，踏雪到访剑桥大学，发表了个人演讲。温总理在谈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金融危机时指出：“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同时，温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为与世界各国共度难关，带去的不仅是经贸合同，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还有仁义道德。中国绝非推行强权政治的超级大国，绝非“以力假仁者霸”，而是要“以德行仁者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及道德感召力，建立国际新秩序。因此，在外交领域，只有由“义”而非“利”出发，中国才能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发出更强大的声音，真正地和平崛起，也才能更切实有效地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四、总结：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义利”关系总是辩证的:一方面,“义”的产生源起于制“利”的需要。“利”的获得必须以“义”为前提:另一方面,在“义”的前提下,必须努力促进“利”的实现。不能离义而言利,也不能离利而讲义。义与利,作为不同的概念。有其相互矛盾的一面,但这种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融合而达致统一。义利之辨同义利观的确立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关系，在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义利之辨是不可逾越的环节和不可缺少的内容。离开义利之辨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确立同样也需要自己的义利之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要教育学生明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需倡导集体主义”。在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争取和实现个人利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从来不忌讳言利，而且要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5]要在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争取和实现个利益，利要合理合法，社会主义义利观主张取利要合义，义利要统一。

近几年高校死伤事件频繁发生，正当“大学室友”也遭遇信任危机，甚至要成为杀手的代名词的时候。，一位在雅安地震中挽救全宿舍财产的男生则让人一扫此前的阴霾，让大家重拾了对室友的信心，更被网友评为“中国好室友”。他就是黄昱舟，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二学生。地震时大家跑出宿舍楼后，黄昱舟又独自跑回6楼的寝室，拿上自己和其他室友的笔记本电脑、单反相机以及全寝室一起饲养的小乌龟。他说，电脑里有全寝室从去年开始搜集的用于参加大学生电影节的素材，这些素材不能丢，所以在地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