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模仿者：海上战略与旧日本帝国的兴衰

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吊诡的情节之一：一个被乔治·凯南称为拥有“与英国在大西洋地理位置相同特质”的欧亚大陆“滨外岛”（Off－shore Island），决意采取与伦敦相同的路线来发展其国家力量。它从英国引进包括实体军舰、造船术、训练体制和海军兵学校宿舍赤炼瓦（红砖）在内的各项器物制度，建军不过二十余年，就在海战中击败传统上的亚洲霸主清帝国，“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令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就此倒转”。紧接着它又与英国结盟，冒险攻击了占据欧亚大陆心脏地带（Heartland）、拥有世界第三大舰队的俄罗斯帝国，在一场漫长的攻坚行动（旅顺攻围战）和一次特拉法尔加式的奇迹胜利（对马海战）中歼灭并俘获了对手的18艘战列舰，迫使这个被麦金德视为“世界帝国在望”的庞然大物吐出其相当一部分扩张果实。而在取代俄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之后，日本迅速填补了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所言的“北太平洋大真空”，在华盛顿会议上被欧美强国承认为全太平洋的主要控制者和世界强国之一。

然而这一在不到60年时间里创造的“太平洋奇迹”，从巅峰走向崩溃甚至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1941年12月开始向头号海上强国美国挑战时，日本可资依靠的包括世界第三大舰队、训练有素且富于攻击性的航母特混舰队（也许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经营多年的中太平洋基地体系和专注一个战区的地理优势，战争初期也一度令美方节节败退、无力招架。但这一切在1942年夏天开始逆转，东京突然发现它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总体战争（Total War），不列颠帝国的历史范例和日清、日俄战争的经验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到1945年夏天宣告无条件投降时，日本不独丧失了辛苦养成的大海军，本土也从1867年以来第一次面临跨海入侵的威胁，宣告海上力量建设彻底失败。

可以把旧日本帝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之路概括为“模仿战略”：最初40年，它以英国为师，不仅在军舰购造、海军教育体制和海战理论方面统统学习英国，其关注大陆事务、竭力避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出现的政策，也与英国塑造欧洲均势的手法颇有相似之处；至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地位以及“二战”爆发后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则是对美国先借“门罗主义”建立区域霸权、随后以之为基础追求世界强国地位的学习。然而这种亦步亦趋的效仿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在亚洲大陆，日本并没有成为如英国一般的离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而是因为独占性优势的诱惑、深深卷入大陆利益的争夺，结果不独分散了海洋能力提升所需的战略资源，还激起了美国这一外围强国的敌意。而日美两国因为经济形态、历史传统、核心利益乃至种族亲缘方面的巨大差异，已经没有可能像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一样结成战略同盟并实现权益让渡。当日本在完全陌生的战略环境中，指望靠模仿战略再度博得一场“对马式胜利”时，失败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战略毕竟是一种艺术而非匠艺。

按照麦金德（Sir.Halford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的看法，在16世纪以前的“前哥伦布时代”，海上力量（舰船）的机动性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那一时期，游牧民族的骑兵和骆驼队从欧亚大陆中心的草原和沙漠地带出发，对围绕这一中心地带的大陆和近海岛屿（也就是所谓外新月形地带）构成威胁。而日本作为外新月形地带东部边缘的一个岛国，虽然也曾为元朝远征舰队的跨海入侵阴影所笼罩，但并未被彻底征服，一直处于置身事外的状态。到了19世界中叶，伴随着海上力量机动性为工具的“哥伦布时代”趋近尾声，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扩张到了东方。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atthew Perry）率4艘“黑船”驶抵江户湾，要求德川幕府“开国”；第二年，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嗣后又发展为对欧洲列强普遍开国的《安政五国条约》。至此，日本被强行纳入了世界体系。

当代日本战略学者江畑谦介曾经指出：“由于日本的领土100％为海洋所包围，不依赖海上交通就无法生存，因而日本之为海洋国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于日本向海洋的开发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海洋与大陆究竟哪个才是日本的生命线，向来存在疑问。”这一描述概括了日本在地理上的两大特征：它既是海岛国家，又临近大陆。麦金德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将日本定义为“滨外岛”，他认为，滨外岛在本质上和外围海上强国（英美）属于一个集团，它们都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强国独占欧亚大陆“世界岛”（World Island），所以日本很自然地具有发展海上力量、成为海洋国家的倾向。

地理上与海洋国家之间的亲近感，后来成为著名的“脱亚论”的渊源之一。这种倾向不难解释：日本虽然处于欧亚大陆的“滨外”，但和亚洲大陆相隔较大空间，如本州岛距朝鲜半岛就有161千米之遥；而整个日本东海岸只有少数平原，主要城市和人口集中带都是面向太平洋而不是亚洲大陆。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既和中国一衣带水，又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不过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安全角度而言，日本又不可能真正“脱亚”——它的四个主岛绵延1932千米，相当于美国东海岸从北到南的全部长度，整个海岸线长达27370千米，还有3900个近地小岛，最远部分到达北回归线附近。换言之，日本的海上防御区足有北大西洋加欧洲那么大，还要加上整个地中海。自琉球向南延伸的群岛链构成一个长长的新月形地带，靠近亚洲大陆最大的陆权国家中国的东侧；而由亚洲大陆延伸出来的朝鲜半岛突出在外，犹如一把刺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即使是出于自保，日本也必须时时关注亚洲大陆内部的权力分布。这种介于海陆之间的战略位置和历史传统，为日本采取模仿英国的“海洋中心”战略埋下了伏笔。

日本对英国的效仿和艳羡，一方面是因为后者同样身为“欧洲西部一蕞尔岛国”，却能“做到国旗翻处，万民钦仰；兵舰向处，无不慑服。数百年间，益国威于世界，其势至今不衰”，而这种局面完全是因为英国能“唯水师论之真理，橐龠应用、微妙操纵”（肝付兼行：“海战论序”）。对一个自然资源和人力极为贫乏、无从依靠原材料和市场的规模优势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种范例显然极富吸引力。另一方面，英国从来没有放松对陆上事务的关注，它在欧洲大陆扮演着制衡者的角色，时刻警惕着有单一强国要独霸欧陆、对英国进行封锁或入侵，这也颇合日本西窥亚洲的传统。

“黑船”来日的第二年，德川幕府就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聘请荷兰教官教授海军战术、炮术及航海要领。“王政复古”之后，明治政权延续了幕府的政策，继续致力于扩充海军、提升海洋能力。兵部省在1870年起草的《海军更张建白文书》明确表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1883年，日本海军将假想敌正式确定为中国，开始实行“第一期对清军备扩张计划”，其中首期扩充计划为期三年，购买防护巡洋舰以下军舰13艘；第二期扩充计划包括外购和自建3艘安装320毫米巨炮的法国式海防舰“三景舰”，专门用来对付中国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从1881年到1887年，日本海军的经费增加了200％，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预算审议权由内阁转交国会时，海军年度预算已经高达930万元，占岁出的11.7％。到1894年借朝鲜问题向中国启衅时，尽管联合舰队仍旧没有克制“定”、“镇”巨舰的有效手段（新锐的“富士”级战列舰刚刚开工），但在新型巡洋舰和速射炮的数量上已经占据优势。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海军建设完全复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既有系统，从造船、人员训练到远航、后勤保障无不齐备，这也是日清战争日方海战获胜的主因。

日清战争甫一结束，日本马上开始了针对俄国的备战，兵锋直指正在借西伯利亚铁路把手伸向远东的罗曼诺夫王朝。1896年起，日本海军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对俄军备扩充计划”，目标是一支建成拥有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的一线舰队，所以也称为“六六舰队案”。“六六舰队案”的第一期内容为新购2艘15000吨的“敷岛”级战列舰，第二期为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