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作的翻译

苏曼殊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作的翻译摘要：苏曼殊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家，在我国文学革命前期的翻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首先分析苏氏译诗的原则，指出曼殊之所以热衷于翻译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是因为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个人气质与英国的浪漫主义精神相契合，最后文章比较了苏曼殊的浪漫主义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异同点。

关键词：苏曼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翻译
一、苏曼殊译诗原则
翻译文学，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不同文化的对话、交流和沟通。

而优秀的译者兼有接受者和放送者双重身份，对原作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译者对原作的兴趣和欣赏程度，同时又体现着译者信奉或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独特的追求目标。

苏曼殊在选择翻译对象的时候认为，被翻译的作品必须对于接受者来说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在《与高天梅书》中，苏曼殊就曾批评辜鸿铭翻译的《痴汉骑马歌》的社会意义不大：“前见辜氏《痴汉骑马歌》，可谓辞气相副。

顾元作所以知名者，盖以其为一夜脱稿，且颂其君，锦上添花，岂不人悦，奈非如罗拔氏专为苍生者何？”苏曼殊认为一部翻译作品有没有价值在于原著的思想内容，而“辞气相副”倒在其次。

这也正是由于苏曼殊接受英国浪漫主义有着社会精神契合的因素，所以在选择具体作品时也同样反映出了这种倾向，即表现强烈的爱国情绪的作品，所以拜伦的《去国行》、《哀希腊》、《赞大海》这样的名篇出现在苏曼殊的选择范围内也不足为奇
了。

苏曼殊在他的《拜伦诗选自序》中说过:“尝谓诗歌之美，在乎气体; 吵，抑亦十方同感。

”。

“气体”在此意指诗的精神、思想。

他主张译诗时要保留诗的“美”与“情思”，不赞成因追求所谓忠实而采用硬译死译，最终使译诗失去它本身的美感与精神。

这就需要译者的灵活处理，必要之处，亦要适当地增补或省略。

苏曼殊正是按照自己的原则“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1］”进行翻译创作的，这在当时无人能及。

二、苏曼殊钟情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原因
曼殊之所以如此钟情于翻译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主要是因为他的个人气质和所处的时代精神与英国浪漫主义存在相通之处。

1、时代精神的契合。

近代中国正处于多灾多难之时，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统治阶级的困兽犹斗，改良主义的进退维谷，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兴起，导致整个中国时局的动乱不安，派系斗争异常激烈。

苏曼殊在民主革命气氛的熏陶之下，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可是“书生报国无它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他借手中的翻译之笔，通过译介以拜伦、雪莱为首要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来抒发追求人民解放独立的革命思想。

在他所译拜伦诗中，以《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三首最具代表性。

《去国行》、《赞大海》两篇，译自拜伦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harold’’spilgrimage）。

《游记》
是一部抒情叙事诗，诗中描写了异域绮丽的自然风光，叙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还反映了东南欧各国被奴役民族渴求自由解放的愿望，塑造了一个孤独、忧郁、有才华但却悲观的主人公哈洛尔德。

通过漫长的游历生活，他对欧洲现实、人生虚伪、世态炎凉的认识愈益深刻，却也深深陷入悲观绝望之中。

曼殊译拜伦诗数首，旨在通过这些译诗来振作鼓舞国人反抗精神，激励同胞为争取自由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使祖国免为“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之继耳！
苏曼殊试图通过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来表达其革命思想，一定程度上配合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起到了启蒙新民、宣传革命舆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的契合。

2、个人气质的相通。

苏曼殊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品大量译介的这一选择除受时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外，还受自身的经历、性格、心理气质这方面的影响。

一般说来，浪漫主义都倾向于感情用事，他们时而积极进取表现出坚强的一面，时而又消沉颓废表现出脆弱的一面，他们还都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忧郁敏感和愤世嫉俗。

这些就构成了曼殊能与他们产生强烈共鸣的心理基础。

苏曼殊“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他的性格单纯真挚，他多情而浪漫的气质，嫉恶如仇的品格，对革命的热衷，都使得其作品既具有热烈的情怀、天才的想象，又总是渗透着绵邀的忧伤和无处寄托的孤独。

而拜伦虽是出生贵族家庭，
可是拜伦的父亲实在是一个败家子，他挥霍了妻子的财产之后就狠心地将她们娘儿俩给抛弃了。

拜伦虽然很聪颖但生来微跛，所以从小就养成了孤傲和反叛性格。

对于雪莱，曼殊则认为他是一个“恋爱的信仰者”，是一位“哲学家的恋爱者”。

“他不但喜好恋爱的优美，或者为恋爱而恋爱，他也爱着‘哲学里的恋爱’，或‘恋爱里的哲学’”。

雪莱是在“恋爱中寻求涅槃”，而拜伦是“为着恋爱，并在恋爱中找着动作”。

苏曼殊还觉得“雪莱和拜伦两人的著作，对于每个爱好学问的人，为着享受诗的美丽，欣赏恋爱和自由的崇高理想，都有一读的价值。

”［2］
除了拜伦和雪莱，曼殊还翻译了彭斯、豪易特等人的诗。

彭斯是苏格兰诗人，出身贫苦农家。

他是一个歌唱自由和爱情的民歌手，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人物。

曼殊翻译了他的一首诗《熲熲赤墙靡》，前部分赞美爱人多么的美丽可人，后部分则写自己与爱人的分离之苦。

苏曼殊翻译豪易特的诗作《去燕》，诗中通过咏燕，抒发了对自由的向往之情。

这些也都寄寓了曼殊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

三、苏曼殊的浪漫主义与英国浪漫主义比较
毫无疑问，苏曼殊与英国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接受与放送的关系。

可是，苏曼殊毕竟与拜伦、雪莱和彭斯等人是处于不同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这就决定了苏曼殊在接受影响的时候，不可能表现出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完全一致，甚至在一些方面背道而驰。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英国浪漫主义的背景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他自己也是僧侣身份，基督教中对爱的痴狂是苏曼殊永远也不可能到达的彼岸，在他的人生和作品中反而带有哀哀不绝的呻吟;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干预，虽然苏曼殊所在的社会相比之前是门户大开，但是几千年的封闭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全消失的，即使苏曼殊没有受过正统的中国文化教育，但是耳濡目染，身处其中，心理上的文化认同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全部被打碎的。

1、佛教理论渗入导致的悲观。

“在近代，有一类治佛者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他们在迷惘和困惑中探索人生，精神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他们真的视有生为苦恼，为悲剧，内心深处经常进行着激烈的灵魂搏斗，希冀摆脱现实人生的沉重负累，以获得彻底的解脱……这其中，代表性最强的，当推苏曼殊、李叔同和王国维。

”［3］苏曼殊的一生曾经三次剃度，正是对佛教的难舍的情缘为苏曼殊的人生加人了一些与拜伦、雪莱等人不同的声音。

佛教从根本上说是否定、厌弃人生，消灭情欲的。

苏曼殊的一生凄苦而又孤独，这就使他从心底认同了佛教“人生皆苦”的理论，而在英国浪漫主义那里，即使现实的人生不如人意，但是最终一定有着美好的未来，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的是壮丽的色彩，而苏曼殊尽管也有对未来的憧憬，却总感觉底气不足，象征革命终将胜利的雪中梅、满庭花总让人觉得有着一种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担心和忧虑，而一旦革命受挫，他立即就退回到为自己所搭建的石头小屋里面呻吟去了。

在“人生皆苦”理论指引下的苏曼殊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们的另一个不同点表现在对爱情的态度上，拜伦式的“崇高”和“美好”在苏曼殊那里是看不到的，勃兰兑斯曾经说:《唐·瑛》中瑛与海黛的爱情，“一个自然儿的爱情被描写得如此美丽，在近代诗的全领域中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

拜伦和雪莱、彭斯都可以为了爱情而疯狂，并且可以不顾一切地追随爱人而去，而苏曼殊表现的更多的是悲痛与无奈:“还君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佛教对于情欲的压制让苏曼殊在情与理之间徘徊，在佛门与红尘之间进进出出，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也影响到他的小说，其中的男男女女非死即“空”，几乎没有一篇不涉及死亡或者变相的死亡如出家，在他极尽所能描绘出心目中神圣完美的女性的同时，却用了最为悲凉的结局来否定这些完美形象现实存在的可能性，“一时间情场上尸横遍野”［4］，似乎只有死亡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这在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手中也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自杀作为一种消极的反抗形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是一种对强势的退避和妥协，这种极端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终极影响。

相比较而言，英国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更多地来自于基督教，其灵感的源泉、精神的寄托和取材的园地皆与基督教有关，拜伦的《该隐》和《普罗米修斯》均是取材于《圣经》，雪莱也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并把诗看成是体现上帝心灵的创造，虽然《圣经》中的人类也同样是众神所统治的对象，亚当和夏娃背负“原罪”
而生，可是人对神的反抗也伴随着宙斯的压迫从未间断过。

而佛教宣扬人生疾苦是无法改变的，人更不可能与神去战斗，想要脱离轮回，只有不停地修炼，对于从小就进人佛门的苏曼殊来说，想要改变这一信仰而完全接受基督教式的文化绝对是很困难的。

2、传统文化干预下的不完全个性主义。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传人不久，我们不能期望当时的社会就能完全吸收其民主思想:“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未尝立为教者。

［5］，所以苏曼殊不可能像拜伦和雪莱一样自始至终、旗帜鲜明地直接歌颂和呼唤“自由”，也没有英国浪漫主义者的坚强意志和那种世界性的博大胸怀，当雪莱和拜伦不仅为自己的祖国，也为他国如希腊同样付出甚至是自己生命的时候，生命在苏曼殊这里脆弱得不堪一击，不管是情欲与佛理的冲突，还是封建礼教与婚姻自由的冲突，苏曼殊皆以死或者变相的死作为他的小说人物甚至是他自己的结局。

他不是像拜伦那样以残病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刻，也不如雪莱不顾一切地为爱情而奔走，在所有的挫折面前，消沉总是他最终的选择，这是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畸形的个性主义的变体，我们不如说苏曼殊继承的是英国浪漫主义的消极的软弱的个性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曼殊更似拜伦、雪莱之前的“湖畔派”的华兹华斯。

实际上，正如柳亚子晚年所言:“苏曼殊不死，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里去，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发牢骚罢了。

此人只是文学上的天才，不能干实际工作。

”［6］。

正是这种对西方真正
自由观念的模糊认识，加上苏曼殊骨子里那种传统的文人气质、人生观还有生活习气，自由这个目标实在是超出了他所能理解和所能负荷的能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以死来对所有的挫折和失败作一个了结。

他接受了拜伦和雪莱的一些关于自由的观念，然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实际上都是十分传统的，这也表现在他对女性的态度上，她们的穿着、学识都必须是洋化的，而她们的品德又必须是传统的，他近乎于以传统文化所滋养的传统人格来应对当时社会对新的现代人格的需要，这就只能生成绝望心理。

总之，苏曼殊在一个不是真正需要个性解放的时代，用一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形态去应对这种历史的潮流，他倾心革命，却始终没有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也没有邀宠争荣，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解放的方式决定了他必然在乐观和悲观、亢奋和消沉之间游离，也不可能最终达到拜伦、雪莱那样真正自由的高度了。

参考文献：
[1]苏曼殊：自序//拜伦诗选[m].珠海:花城出版社，1991﹒
[2] 马以君编.苏曼殊文集[c].珠海:花城出版社,1991.
[3] 宋益乔.十年心路渺茫[m].南海出版公司，1993.
[4]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一)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 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拭.严复集(第一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马以君.论苏曼殊[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5)
作者简介：王芳（1986-），女，河南郑州人，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2010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