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在有关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

学术界在有关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一直在争论着，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由于管理学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所引发的争议更是火热。

针对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似乎有三个“魔咒”：

1 商学院里没理论。

这个观点很普遍。讲这种观点的人常常把管理学科与商学院混同起来，认为管理学是个实践性强的应用性学科，缺乏纯理论的研究。当年，管理学从经济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门类时，中国学术界里就有人质疑过管理学的学术地位，甚至以诺贝尔只有经济学奖而无管理学奖为理由，不同意设立管理学门类。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学不仅成为单独的学科门类，而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都有了管理学学部，说明了管理学在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大批的经济学者也到管理学部来申请研究课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管理学的学术地位。

如果管理学有理论，那么她是应用理论？还是基础理论？两者之间如何界定？管理学是否具有精神特征与器具特征？可不可以分有哲学层面知识与专业层面的知识？应该说，无论战略管理还是组织行为，都有她们内在的哲学思考，也需要借助其他社会学科的哲学思考；同时她们也具有针对现实的专业思考。在管理学术研究中，我们强调知识贡献，主要是肯定管理理论在哲学层面上的知识贡献，从基本的社会现象中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来。这就是基础性研究。

在管理实践中，由于管理知识还来不及完全普及，则需要一些用短平快的手段，将一定层面的管理知识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指导企业的发展。不过，这些多是咨询公司的业务。管理咨询并不代表管理研究。正如有人所讲，doing the right things 是做学问，而doing the things right 是做咨询。“商学院没有学问，只剩下钱了”之类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商学院不仅仅从事专业学位教育，更主要的是从事本科生与学术型的研究生教育。

当然，上述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明人们还是希望商学院有更多的学术成果。

2 商学院的排名不是学术排名

这个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继续，涉及到商学院是学术型还是实践型的，是研究型还是教学型的，研究和教学怎么并重的问题。身处研究型大学里的商学院是侧重研究呢，还是侧重实践呢？侧重于学术，还是侧重于教学？在专业学位大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研究型大学里的商学院又如何定位？这些或多或少困扰着商学院的发展问题，也影响着商学院的排名。

目前，对商学院的排名有教育部权威性的学术排名，主要是针对有博士点的学院，但不能充分说明各个商学院的整体学术情况。此外，还有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的排名、社会上的排名以及学生心目中的排名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内还没有单独的学术研究排名。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很多。其中，并不排除人们对商学院的研究能力表示怀疑的现象。

最近几年，国内的学术研究陆续地在国外顶尖的期刊上发表了。这是国内学者的研究融入国际研究的一种新现象。但是，仍旧有人对此质疑：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难道一定要在国外

期刊上发表才能说明我们的水平吗？还有人甚至质疑研究的方法论，认为一些文章里所用的那些数理方法都不能解释现实的真相，也不能提出说服人的理论与对策来。这就使得有些教师对所谓的学术研究望而却步。

为了吸引更好的学生，商学院的教育还是需要一个认可的排名。一些商学院便找到国外资格认证的捷径，以期用国外的认可获得国内的认可，但是仍旧不能说明该学院的学术地位，得不到学术界的真正认可。

3 保护研究的弱势群体。

目前，我们学校的研究体制仍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即大学之外还有相应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这样，即使在研究型大学里，商学院在研究与教学上还是存在哈姆雷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之间摇摆。研究型大学的商学院是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而减少一般教学的问题，在各个学校里的实践是不一致的。

一些商学院的教员认为国内外就那么几份的顶尖的期刊，要在那上面发表论文是很困难的，甚至批评国内期刊的论文发表体制，安于教学好就是好教师的心态。这些人把自己放到研究的弱势群体里，要求得到一定的评价体系的保护。

在以上的说法中，核心的问题是个对学术研究的价值认识的问题。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个追求什么样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即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商学院的学术研究问题。

无独有偶。美国的商（管理）学院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一些著名学者们对美国商学院目前所谓的顶尖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研究过于阳春白雪，与管理实践脱钩，并且质疑商学院学术排名的依据问题。

著名的战略管理学者彭维刚教授与戴斯教授为此据理力争，力图捍卫管理学术研究的精神。本期的封面文章就是他们合写的文章“以学术精神的名义”。他们强调：学者就是学者，学者不是实践者，学者们“通过专注于基础研究，会创造最大价值”。在文中，他们还引证了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西蒙在1967年所讲的话，“如果商学院坚持院内所有的研究都直接与商务有关，就不可能招聘到一流的科学家。如果能够更好地表示出对基础研究的尊重，并允许至少有一部分教员所从事的研究与商务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话，商学院就会好得多……留住优秀科学家所要支付的代价，如果这叫做代价的话，就是他们某一部分的活动只产生优秀的理论，而不必与商务所关注的某个方面相关联。”

彭维刚教授与戴斯教授认为，赢得奥运奖牌的能力与现实世界并没有多大的相关性。例如，在100 米赛跑中，金牌获得者与银牌获得者之间0.01 秒的差距会有什么重大的统计意义呢？但是，奥林匹克竞赛代表着人类苦苦追求卓越的精神。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也应有如此的精神与奉献。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上现在更需要结合中国管理的现象，做出更多的知识贡献。

在彭文刚与戴斯一文的后面，本刊还附录了南开大学管理学院任兵老师的来信，以及两位老师就学术研究本质的讨论。刊登此类通信，是希望在商学院的学术界里引起讨论，探讨中国

管理学术研究的发展道路问题。

“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河水又汇入海中，天宇的轻风永远融有一种甜蜜的感情；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万物由于自然律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何以你我却独异？”我们真的需要找到我们的学术精神，并为此而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