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研究综述

郑和下西洋研究综述

摘要：郑和下西洋研究历经百年，对新史料的挖掘和对传统史料的重新诠释是推动其不断深入的持续动力。本文主要围绕郑和下西洋时代背景、目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学者在对传统史料的整理与分析基础上，推进了相关研究，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较为全面，在对前人各专题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围绕郑和文化遗址遗存的保护问题进行了几点思考。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时代背景目的影响文化遗存保护

正文：

一、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

潘群撰写长篇文章《明成祖为何遣郑和祭乳母》（上、下）（《郑和研究》第2－3期）以明成祖遣郑和祭乳母事为切入点，把郑和下西洋事件置于明初三朝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考辩了“靖难”前后洪武、建文和永乐三朝政策变化，认为明成祖与其父明太祖闭关自守根本相反，他实施的是“开放政策。”有蒙古血统的明成祖为维护中华56个民族益抗击蒙元竟尽职于役，比之其父朱元璋保守闭关不敢出击蒙元来说，无疑是开放的千古一帝，无愧其谥号：“至孝文皇帝”而且“德威广被”——朝觐贡献“新受朝命为王者殆三十国。”李凤英《关于新航路的开辟与郑和下西洋的主因讨论及其对现今的借鉴意义》（《黑龙江史志》第17期）则把郑和下西洋置于整个国际时代背景加以分析。作者认为：新航路开辟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性质的；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质的。导致两者之间差异的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从中可以得出：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实际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大国地位的确立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社会进步等结论。

通过这两篇文章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可以分为国内、国际两方面来看待。前者通过对明成祖的探讨，认为明成祖为千古一帝，从侧面反映出明朝在其领导下走向繁荣昌盛，国内实力雄厚，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保障，再加上前朝累积的造船、指南针等技术，为大规模远航提供了安全和技术保障，明成祖宣扬国威的政治目的得以实现。国际方面，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商品经济得以发展，从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确立的角度考虑，明成祖派遣了郑和下西洋，走向世界，充分与外界交流，利用国际资源来促进社会进步。

二、在郑和下西洋目的阐释方面

毛佩琦《从郑和下西洋看明成祖视野下的天下格局》（《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指出，郑和远航是明成祖为实现天下共主梦想，建立天朝礼制体系的重大举措。下西洋为维护和平秩序，确保商路畅通做出了贡献。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3期）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利用“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文化资源，通过外交活动改变自己篡逆形象的重要方式。张显清《也谈郑和远航的动因》（《明史研究》9辑）指出了解世界开拓海洋、构建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开展国际贸易是远航的本意，“踪迹建文，耀兵异域”是后人对远航目的的曲解和无端猜测。王东青《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江苏社会科学》1期）则认为郑和远航是一次海上远征，“耀兵异域”是客观存在，但目的是保障朝贡贸易和下西洋的顺利进行，是威慑外交的表现。谈谭《郑和下西洋动因新探》（《世界宗教研究》2期）认为郑和使团担负着从海路寻找前往圣地麦加的特殊使命。钱志乾《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江西社会科学》2期）认为下西洋分为两个阶段：前三次局限于东南亚，目的是巩固帝位；后四次则是政治与经济并重，开拓海外贸易为主。

综上所述，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但大体上已达成一些一致的论点，在一些细节上还存在争议。笔者大都肯定了明成祖意在开拓海洋、构建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这一点，这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对于是否是为了寻找建文帝，“耀兵异域”这两点认识则存在偏差。陈尚圣从传统文化角度阐释了郑和下西洋的文化因素，较有新意。其中我比较赞同的是钱志乾的观点，他不同于前几位学者将下西洋当成是一个连贯整体来分析，而是分成前三后四两阶段来进行解读，两者的目的和重点都不同。我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一个长达28年的过程，前后共七次，各个阶段的目的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是随着航行的结果、困难、所取得成就等实时状态来不断修正的，最终使得大目的达成。

三、在下西洋的影响方面

陆芸撰文《从海南、泉州穆斯林的流动看中国与东南亚的伊斯兰联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在郑和下西洋前后，穆斯林商人在东南亚的地位达到了顶点，波斯人、阿拉伯人是早期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参与者。郑和下西洋扩大和深化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苏文宝研究角度与其类同，他撰文《回回人的文化“自觉性”在儒伊文化融合中的——以郑和、李贽、丁鹤年为例》（《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以郑和、李贽、丁鹤年为例，分析了文化融合对回回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和回回人在儒、伊文化融合中的文化“自觉性”表现。总体上他们的精神与伊斯兰信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两种文化的相遇中，回回人开始了文化“自觉”——伊斯兰文化主动向汉文化靠拢、融通。因而在伊斯兰教

教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贯通的历史阵痛中诞生的回族思想，是多元的，促进了儒、伊文化的进一步融通，也促进了回汉民族的交流、理解、和睦相处，推动了中华多民族文化的繁荣与交流。

杨权斌撰文《郑和航海国际贸易合作路径及其历史地位——蒹论明初东南亚航运贸易圈的形成与影响》（《水运管理》第9期）认为，郑和航海在海路贸易国际合作的环境条件、运输便利、专业团队和交易规则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实践，其创造的海路国际交往的辉煌历史对推动世界贸易事业的发展乃至当今我国航运贸易工作的创新都具有久远的影响和深刻的启迪作用。首先，建构世界秩序，为海路贸易国际合作创造环境条件。他开拓航线，肃清海道，颁赏各国，建立了海路贸易良好国际关系。其次，创立新航运体系，为海路贸易国际合作提供运输便利。第三，提携特殊人才，为海路贸易国际合作打造专业团队。第四，坚持互利原则，为海路贸易国际合作构建了“厚往薄来”、“互惠互利”民间互市等交易规则。

陈明道从郑和下西洋在国内的全方位影响角度撰文《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长乐经济文化的发展》（《郑和研究》第2期），指出郑和船队在长乐的活动，给长乐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多方向的影响，如促进了长乐农业、渔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长乐造船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长乐文化的全面繁华。赵君尧撰文《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海洋文学》（《郑和研究》第4期）论述了郑和下西洋在促进明代航海事业发展和对外交通繁荣的同时，也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扩大了明代海洋文学创作者的视野，促进了创作体裁的多样化，拓展了创作的题材，推进了明代海洋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陈平平撰文《论明代金陵大报恩寺园林植物的特色及其继承》（《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3期），从建筑学的角度论述了郑和对金陵大报恩寺建成的重要贡献。认为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不仅为寺院引进了奇花异木等特色，还传播了外国的特色精美建筑物理论，在长期监修中培养的建筑和园林方面的才能，使中国建筑艺术得以在外国传播，为中外建筑艺术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从上可以看出，对郑和下西洋影响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而且选取的角度都各有不同，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以上研究成果仍是分为两大类，即国内和国际，充分论证了郑和下西洋的国际性作用。在宗教方面，郑和下西洋既促进了本国国内回汉民族佛教、伊斯兰教文化、宗教的交流、融合，中华民族文化趋向融合；也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宗教交流，使得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深。

结合陈明道和赵君尧两位学者的论述，郑和下西洋对国内的影响是全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