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新中国的十大贡献

农民对新中国的十大贡献

蔡建武

在和一些乡村干部接触中，经常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会对我说：现在国家对农民太好了！表现出疑惑和不大理解。我总会简要地向他们作些解释。主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并讲农民对国家和社会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现在，不统筹城乡发展，不改变农村、农业、农民的落后状态，不尽快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地区差别、贫富差别，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就无法继续推进，社会就可能动荡。因此，国家对农民无论多么好都是不为过的。以及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开辟农村市场也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道理。

一、对建立新中国所作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回顾28年的战斗历程，农民对新中国的成立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巨大的。一是我们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在旧中国，农民遭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他们渴望有自己的土地，能过上“吃得饱、穿得暖，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土豪分田

地”的政治口号，使他们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党，只有跟共产党闹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因此中国农民在战争年代，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江西兴国这个仅有20来万人的小县就有8万儿郎当红军，工农红军从江西苏区开始长征时是30万大军，到达陕北时仅余3万人，这中间途经各省时还有不少穷苦农民加入到红军中来，毫不夸张地说，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官兵在30万人以上。据有关资料显示，建国后全国各级登记有姓名的革命烈士共有176万人，其中建国后登记有姓名的革命烈士兴国县就有二万五千人，整个江西省则有二十五万多人。还有无数无姓名的革命先烈，这些先烈我认为至少有90%是农民，可以说没有千百万革命前辈和无数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有新中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二是农民不仅是参军参战，而且积极拥军支前。陈毅元帅曾说过淮海战役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山东沂蒙山区的红嫂用乳汁喂八路军伤员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我这里讲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西北战场的令人落泪的真实故事：1947年3月18日晚8时，毛泽东主席率中共首脑机关主动撤离了延安。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以彭德怀为首的西北野战军决定在沙家店伏击国民党军整编36师。为了保障战争的胜利，陕北的贫苦农民倾其全力支援我军作战。民兵封锁道路、埋设地雷、组织担架队，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把家里能吃的南瓜土豆都拿了出来。担架队有个叫金有发的青年农

民，父亲是陕北的老红军，1935年红军东征时战死在黄河边，弟弟刚刚参军，几天前攻击榆林时牺牲在了城墙下。金有发参加担架队上前线，他的妻子把家中藏在山里的十几斤谷子挖出来，连夜推碾子磨米。小米碾好的时候，发现背上的孩子已经饿死了。女人把孩子的尸体埋在草丛中，背着小米循着枪声找到了部队。彭德怀知道后热泪盈眶：“没有老百姓，哪有中国革命？边区人民对我们恩重如山，咱们要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哪怕是杀马杀骡子吃，也要坚决打好这一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写道:“当我(在延安)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的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开幕，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草案经毛泽东修订后，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根据《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的1亿多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土改将农民的革命热情象火山爆发一样释放出来，当时解放区流行一段顺口溜：”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这充分说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顺应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才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

二、对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巨大贡献

建国初，我国工业基本上是一穷二白。为了迅速增强国力，使年青的人民共和国能够站稳脚跟，我们党和政府向苏联学习，采取了通过剥夺农业、农村、农民来聚集资金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由于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一段话的误解和教条化，使我们党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混淆了革命的对象与革命的动力之间的是非界限，把农民当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他认为土地改革后，只破坏了封建所有制，没有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农业合作化便是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他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看成是一埸阶级斗争，认为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也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这样农民不仅是改造的对象，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下，不仅剥夺了经济权利，也被剥夺了民主权利，一切只能依附于集体，依附于各级干部，失去了生产的主动权，也失去了经营的主动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统统都没有了。1958年制定的城乡户籍制度，又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迁移权，逐步形成了我国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社会，使农民沦为二等公民。国家在50年代中期，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城市供应，以及出口需要制定的统购统派制度，又使农民没有发展商品生产的空间。它是以损害农民利益、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它不仅粗暴地剥夺了几亿农民的产品处置权，阻断了中国农业向

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而且切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使我国农民没有一点发展商品生产的空间。特别是确定统购统派农副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是强制性的，很少考虑农民和农村的需要，收购价往往低于成本，一年到头白辛苦不说，有的甚至不得不花高价买来产品再低价卖给国家去完成“派购”任务。截止1984年，国家向农民实行统购的有粮食、棉花、油料、木材4种，实行派购的农副产品、水产品和中药材达132种之多，基本包括了所有的农副土特产品。还有“合同定购”粮食制度，也是一种剥夺农民的制度。农民基本没有发言权，根本体现不出合同的公平协商与互惠性。国家定购粮价一般都低于市场价，而这个差价部分都被国家拿走了，被农民称为“暗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分配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才是社员的。到年终结算时，辛辛苦苦干一年，末了还欠集体的钱。我1968年到1979年期间在山东省的新泰县空军部队服役，有农民在山上打石头，到营房向我讨水喝，我问他一天能赚多少工分，他告诉我，一天能赚10个工分，但只值人民币8分钱。他说，“我辛辛苦苦干一天，还赚不到一包勤俭烟！”勤俭牌的香烟是当时山东省最便宜的香烟，每包九分钱。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种点自留地、养个猪、鸡等家庭副业，都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我这里有个数据，1990-2000年，只有10年时间，我国从农民征收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87.9亿元增加到465.3亿元，增加了4.5倍。农民人均税赋高达146元，而城镇居民人均税赋只有37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的六倍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反而是城镇居民的4倍。建国后，虽然农民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