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孔子与汉代的孔子

我数年来，心中常有一个问题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是“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这个问题给信仰孔教的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们知道孔子的本质是圣人，不必别人帮助他成功。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这样，我们对于一件事情，要知道他的原因，要知道他的结果。孔子的本质固然可以说是圣人，但何以孔子以前不用圣人的名来称后世所承认的几个古帝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又何以孔子以后再没有圣人出来?在这上面看，可见圣人的出生不是偶然的，必须在孔子这个时候，就是春秋之末。

孔子以前没有圣人吗?不然，孔子以前的圣人多得很。但孔子以前的圣人不即是孔子时及孔子以后的圣人。我们可以从古书里寻出一点材料。

我们先看《诗经》。《诗经》的《大雅》、《小雅》都是西周后期的诗。《小雅·正月篇》说：“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这是说故老和占梦者都把自己看做圣人。又《十月之交篇》是骂卿士皇父的，其中说“皇父孔圣”，孔，甚也。这是说皇父自以为甚圣。又《小旻篇》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这是说国虽不定，然而做官的人也有圣的，也有不圣的。《小宛篇》说：“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这是说，齐(肃)圣的人喝了酒，还能够保持温文的样子，那种昏乱不知的人，就一天比一天的醉得利害了。在这些材料里看，圣似乎只有聪明的意思，并没有道德怎样好的意思。在西周时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圣人，正和现在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聪明人一样。北京地方有一句话，叫做“您圣明”，意思是“你是明白人”，就是这个意思。

最显明的，是《大雅》中的两首诗。《抑篇》说“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哲，知也。这是说有知识的人，告了他话，他就可以顺了德而行；没有知识的人，若告了他，他就要反说我错了。《桑柔篇》说“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这是说圣人所看见的所说的可以烛照得很远，愚人不知祸患将临，反要狂而喜了。《抑篇》以哲人与愚人对举，《桑柔篇》又以圣人与愚人对举，可见圣人和哲人的意义相同。哲也是只有聪明的意思，并没有道德好的意思。《大雅·瞻卬篇》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那时人是不要女子有知识的，所以说聪明的男子造成了城，给聪明的女子推倒了；聪明的女子乃是恶鸟。圣哲只是本能的敏捷，不是德行的美满，说的非常明白。

再看《尚书》。《多方》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这是说圣人没有了念虑就要变作狂

人(这狂人便是“覆狂以喜”的愚人)，狂人能够动念也就变了圣人。可见圣人和狂人只是有念与无念的分别。《秦誓》说有容量的人是“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这是说对于有技艺的人看作自己有的一般，对于彦圣的人心里边便喜欢他。彦圣与有技并举，而且这种人是很容易碰见的，可见圣人不是“旷世而不一见”的人。《洪范》里以“貌、言、视、听、思”列为五事，而曰“思曰睿……睿作圣”。貌、言、视、听、思是个个人有的，只要把“思”用得好，就可以睿，就可以作圣。下边列休徵咎徵，以圣列休徵，与蒙的咎徵对举。蒙，愚昧也；在它对面的当然是聪敏。

圣人只是聪明人，是极普通的称呼，为什么后来会得变做“神化无方”的不可捉摸的人呢！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我且简单的说一点。

我们读《论语》，便可捉住它的中心问题——造成君子。一部《论语》，提出君子的有七八十条，但说到圣人的不过五条。把这七八十条提出君子的话归纳起来，可以得到几条主要的观念：(一)有礼貌(恭、敬），(二)有感情(仁、惠)，(三)有理智(知，学)，(四)有做人的宗旨(义，勇)。这实在是切实的人格陶冶。但君子一名也是由别种意义变化来的。《先进篇》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照这条看，似乎孔子不赞成君子；其实这个君子便是君子一名的原始的意义。君子，是国君之子，是一国中的贵族，与“公子”“王孙”等同义。因为是贵族，所以君子可以与野人(平民)对举。但后来意义变了，凡是有贵族的优美的风度和德行的都可称为君子，于是这君子便成了陶冶人格的目标。凡《论语》中所载，都是向着这方面走的。

《论语》中的圣人，比了《诗》、《书》中的圣人确是改变了意义了。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夏道：“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可见他们确以圣人置于君子之上。君子既是陶冶人格的目标，而圣人又在其上，可见圣人成了理想中的最高的人格，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子贡问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又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在这两条上面看，可见圣在仁上，虽以尧、舜这样伟大的人物，而对于博施济众的这种圣人的事情还感受困难，可见圣人的高不可攀。

但《论语》中有一条似乎还沿着《诗》、《书》中的圣人的原义。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 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在这三个人的说话中，孔子是自居于君子，谦言君子不必多能。子贡说天要把他做成一个圣人，多能不过是些余事。太宰的话则以多能为圣人的标征，因为他看见孔子多能，所以疑心他是一个圣人。这三种话是三个意思，毫不连接。以多能为圣，似乎奇怪，其实也平常。试看周公，孟子是把他列为三圣之一的，但《尚书·金縢篇》，他自称“旦多材多艺，能事鬼神”，《论语》上又说：“周公之才之美”，可见才美的人也是可以做到圣人的。和《诗》、《书》的话合看，可见一个人只要有知有才就具备了圣人的条件。但这是古义，我们不必再讲。

我们所要知道的，何以子贡会说“固天纵之将圣”一句话?我们知道，天是空的，所谓“天纵之将圣”实即是“人纵之将圣”。春秋、战国间，因为交通的便利，土地的开发，社会的文化和人民的知识渐渐地高了起来。但因为邦国很多，终年征战，国内阶级又不少(《左传》昭七年，楚芈尹无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人民苦痛得很。自从春秋末期以至战国末期，这三百余年之中，他们长有统一天下的要求，有刬除阶级的要求。因为要求统一，所以有禹的分画九州，有尧的协和万邦之说。因为要求平等，所以有尧、舜禅让，墨子尚贤之说。孟子要求以王政定天下，又好说“舜发于畎亩之中”等故事，即是代表这两种要求。春秋末期人民的苦痛固然没有像战国时那样利害，但仪封人已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见那时苦于天下无道，大家希望有一个杰出的人来收拾时局。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人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蘧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门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从孔子没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自春秋末到秦、汉，儒家之外有势力的只有一个墨家。儒家以孔子为圣人，墨家以墨子为圣人(《庄子》上说墨者“以巨子为圣人”，巨子即墨家中之首领)。

孔子被许多人推做圣人，这是他自己料想不到的。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终日汲汲要行王政，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是时代的关系，我们是很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