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电视娱乐文化论文

一、文献综述

（一）大众文化研究情况

研究湖南电视娱乐的文化现象，首先不得不说到的一个话题是大众文化。电视娱乐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传播形式上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且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已是多元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出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初肖辉和周建平，在他们《中国大众文化探析》一文中，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世俗化的全面展开与社会的急速转型，原来由港台、好莱坞偷渡而来的大众文化，便借助于当代中国特殊的人文生态环境，开始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与中国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展开了激烈的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工业也借助开放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土壤及商品经济的杠杆开始发育和启动，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

追溯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崔成涛在《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中，把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三十年代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萌芽时期；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大众文化的产生及蓬勃发展时期；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成熟时期。

对于大众文化目前在中国本土的发展，陈中文在《论大众文化的发展》中认为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大众文化的兴起、发展也极不平衡，一些发达的地区和一些中心城市已经进入了广义大众文化的时代，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及一些边远地区，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还只是电视。

伍新林在《略谈中国大众文化》中也认为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必然性的。这首先是因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满足了大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其次，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是市场经济催生的结果。李生文在《大众文化的生产、现状及其影响探微》一文中指出，相比较西方的大众文化产生发展来说，中国的大众文化的生成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它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只经历了短短十几年。这十几年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各项事业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十

几年。期间并没有遇到像西方大众文化发展中受到来自正统精英文化的有力抵制。

在推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建设上。孙占国的《大众文化论》、梁辉的《为大众文化辩护》提出要大力推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项法律法规，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管理来完善文化市场，促进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吴建良的《对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及文化结构变迁的理性思考》认为大众文化应进行人文提升，不断提升大众的文化素质，使之保持健全的文化反思和批判精神。陈中文在《论大众文化的发展》中也提出要通过加强教育、大力扶持先进文化和高雅艺术的发展来提高人及群众的辨别力和审美趣味，使低劣、庸俗的文化产品失去市场。卜明生、潭群鸣、吴剑波的《对中国大众文化现状的几点思考》认为要加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渗透，明确各种文化的价值定位。还要加强主流文化的建设，以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李建中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建设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大众文化建设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大众文化生态学。

（二）电视娱乐研究

1、国内研究

伴随着1993年湖南卫视的改革开始，关于对湖南卫视发展历史、节目形态、创新之处以及不足之处的研究文献也随之而出现。王云峰在《电视湘军”的改革发展之路》中对湖南电视自1993年以来的改革历程进行回顾，指出湖南广电的成功在于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樊旭文在《湖南卫视：独特的媒体价值》对湖南卫视的品牌价值和收视特点进行分析，得出湖南卫视影响大的原因在于二次传播与口碑传播策源地。

围绕“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问题，学术界、电视业界、教育界人士就电视娱乐节目的价值选择、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立台的经验介绍、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的社会危害、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问题、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的治理、国外对电视娱乐节目的管控、电视娱乐节目的健康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刘和平在《月印万川不见月——过度娱乐化丧失了娱乐精神》中提出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问题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政府管理部门高度关注。

冯一粟在《“湖南电视现象”研究》中对湖南电视取得的成就给予分析，同时对

娱乐化倾向带来的媒介教化功能淡化，受众想象力退化媒介产品生命力弱化，专业频道面目模糊等弊端表示担忧，面对各地广播电视业改革的深入开展，湖南电视面临自我超越。邱清在《从“百科全说”当下电视文化中的娱乐化现象》中对电视节目娱乐的走向与思考发表意见。郭桂萍、黄玥在《我国电视节目娱乐化倾向》中对我国电视传媒泛娱乐化的现象及影响进行了探讨，提出要对我国电视传媒“泛娱乐化”进行理性思考。谷妍在《“电视娱乐业时代”应把握的度及应对策略——由<娱乐至死>引发的思考》中简述了全球已经进入到娱乐业时代,娱乐文化对电视媒介构成了深度渗透。同时新媒介波及到了更广泛的领域,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当年波兹曼对娱乐业时代的反思。本文借助波兹曼对娱乐的相关思索,结合我国的娱乐文化与电视媒介的紧密关联带来的不利因素,结合国家近日出台的相关政策,思考究竟怎样把握度,采用恰当的策略,才能避免电视娱乐文化的泛滥,避免娱乐危机。

在节目转型及发展上，付豫蓉在《浅谈电视娱乐类节目的良性转向——从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的内容和形式说起》中对湖南卫视当前电视娱乐的“愚乐”现象进行分析，提出电视娱乐节目未来要走良性的发展之路，考虑受众需求，提升节目档次。卢铁澎在《生于忧患，死于愚乐——浅谈电视娱乐节目“三俗”的病根与治理》中对娱乐节目的“庸俗、低俗、媚俗”弊病的治理提出意见并指出电视从业人员必须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理论素养，以忧患意识和创新追求来生产娱乐节目，不为商业利益出卖道德良知。

2、国外研究

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文化工业”的生产原则是: 制造最能打动人的，即使它是一个骗局。“文化工业”信奉的信念是：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娱乐，娱乐行业提供消费品就是为了让社会享用。“文化工业”表面的华丽与热闹掩饰了它的阴谋。它用令人兴高采烈的预购，来代替现实中禁欲的痛苦。隐私是大众文化的卖点,情感成为谈论的话题。在大众文化中，人最终被文化工业异化和同质化，成为一个个原子。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伯明翰学派主要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方面展开研究，建议将传播活动同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他们的研究更加关注文化与意义的关系，强调大众文化的能动，认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