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叶燮的“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

试论叶燮的“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

叶燮在《原诗》中把审美的客体概括为“理、事、情”，其中“理”是三者之根本，统领“事”与“情”，认为“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理”与“道”具有相同的属性，决定“事”与“情”之用。同时形而上之“理”在艺术中又是以审美化的方式而存在的，即叶氏所谓“幽妙以为理”。

叶燮强调诗歌源于生活真实，但并不把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等同。客观事物的理、事、情虽然是诗歌反映表现的对象，但进入诗歌的客观事物的理、事、情已经不同于原来的理、事、情了，所以叶燮将理、事、情分为两层：一层是人人能言的“可言之理”，人人能述的“可徵之事”，这是诗人所不言述的；诗人所言述的，是第二层的理、事、情，即“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燦然于前者也”。第一层理、事、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是现实的、浅层的；第二层理、事、情“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徜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悟”，是比较虚、深层的。

对此，叶燮用杜甫的诗句作了具体表述，如“碧瓦还是初寒之外？是近是远？凡此种种，似无道理可言，然而设身处地地细细品味之后，才“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用，会于心”，有一种“虚实相成，有无互立”的理，使“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诗句中的理、事、情，诗人通过形象思维将其表现出来，读者需敏锐的艺术感受去体会，才能真正领悟。第二层的理、事、情构成了诗歌的意象，意象的构筑需要通过形象思维的作用来实现，具体、鲜明的形象思维活动包括了虚构、想象和概括等直接的审美感受活动来进行意象的构思和创造，其特点正是“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只有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客观事物现实浅层的理事情形成诗歌深层的理事情，这正是诗歌艺术具备的特点。叶燮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此，不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而从艺术的真实着眼，其理论颇有美学价值。

叶燮把客观世界抽象的概括为“理事情”。叶燮用古老的“情”来统摄心物统一之“趣”，其中虽以在物之“理、事”侵入了“情”的原发性，但最终走向“趣”的升华，其实也意在原发性之“情”的回归。王夫之以“物态”兼得“物理”写出事物的传神之笔，叶燮则以在物之“情”的看似宽泛和模糊，完成了心物统合，并以流贯之气和相通之情，预示了天之一理也并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