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第十一章 叶燮、袁枚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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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一致認為其《原詩》最突出的批評特色 是體系的完整性和話語的思辨性,這方面的研究歷 來成為關注的焦點,深入而有見地。也有人認為葉 燮兼有儒家倫理人格和道家自然人格,其《原詩》 自然就會同時選取倫理道德批評和審美批評;或者 可視為“以史為中心的社會歷史批評”,是詩歌內 容和社會歷史的統一。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第十一章 葉燮、袁枚詩論
❖ 一、葉燮的詩歌理論 ❖ 二、袁枚的詩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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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葉燮的詩歌理論
❖ 葉燮(1627——1703),字星期,號已畦。詩論 著作的代表是《原詩》內外篇。
❖ 《原詩》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繼劉勰《文心雕 龍》之後最有體系性和理論性的詩學著作,它不僅 在清代詩論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個封建社會 後期都是極富創造性的詩學專著《原詩》的學術地 位和理論價值,不僅在於葉燮就詩歌中的根本問題 作出了探索,周密地提出七要素等詩學範疇,更因 其別出心裁、新穎獨特的批評方式,區別於此前諸 多詩話著作。
孰為沿為革,孰為創為因,孰為流弊而衰,孰為救 衰而盛……徒自詡矜張,為郛廓隔膜之談,以欺人 而自欺也。”

又說:“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
變遷以相禪。古雲:‘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
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
變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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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燮論詩主變,是針對前後七子的復古
主義論調而發,是對公安三袁主變思想的繼 承和發展。他說的“變”,首先是詩歌發展“正 變盛衰互為迴圈”“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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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變”為動力的文學發展觀
❖ 葉燮說:“乃知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
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
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複盛;非在
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 者……既不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迴圈,並 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
❖ 自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便成為中國傳 統社會長達兩千餘年的治國理念和指導思想深遠地 影響了後世詩學批評觀和文藝美學觀。儒家倫理道 德批評成為貫穿歷代詩學著作的一條主線,這在思 辨性很強的《原詩》中同樣不可避免,在處於傳統 社會後期的《原詩》中表現得依然鮮明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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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詩》不同於一般的詩話,不像一般 詩話那樣零散、瑣碎,而是比較完整、系統 的理論著作,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 評著作中,除《文心雕龍》以外,還很少有 這樣闡述得很透徹、分析得很細密、理論性 和邏輯性都很強的著作。”張少康《中國文 學理論批評史教程》
Hale Waihona Puke 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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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才、膽、識、力
❖ “才、膽、識、力”就詩歌創作主體而言“才” 指作家的才能,包括發現才能和表現才能。“才 者,諸法之蘊隆發現處也”。
❖ “膽”指作家的膽略。“無膽則筆墨畏縮”
❖ “識”指作家認識理事情的能力和藝術鑒賞力、 藝術創造力。
❖ “力”指作家的藝術工力和氣魄。“無力則不能 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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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理、事、情
❖ “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 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 自得之趣,则情也。”“理”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内 在规律;“事”指一定的、具体存在的客观事实; “情”指每一事物自己特殊的情状。“理、事、情” 就诗歌客体而言。“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 条而贯之者,曰气。”叶燮认为“气”是万事万物 内在的生命力的表现,也是诗与文章之生机和活力 所在。“故吾曰:三者藉气而行者也。得是三者, 而气鼓行于其间,氤氲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 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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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理、事、情”與“才、膽、識、力”
《原詩》:“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 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 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為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 此者也。曰才、曰膽、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 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 於此而為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為言,而無一 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 合而為作者之文章。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動一植, 詠歎謳吟,俱不能離是而為言者矣。”這是葉燮論 詩的總綱。
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沖塞;而
‘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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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詩歌的審美本質和藝術思維的特點

“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妙,其寄
託在可言可不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
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
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可言
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
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
深刻地認識到詩歌中的理、事、情是審美的理、事、
情,是詩意的理、事、情。表現了他對詩歌本質特
徵的深刻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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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燮曾以杜甫的一句詩為例來說明這種審美
特徵:“如《玄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
論之,:言乎‘外’,與內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
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
他一反嚴羽崇正抑變,尊盛卑衰的看法。但 其“變”總是越變越好,“大凡物之踵事增華, 以漸而進,以至於極。”他有一個非常形象的 比喻:“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
蘇、李詩則其萌芽由蘖,建安詩則生長至於
拱把,六朝詩有其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 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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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他說的“有因”“有創”,已認 識到詩歌發展中自身的繼承與革新的因素, 他說:“若夫文之為運,與世運異軌而自為 途。”認為詩歌的正變與時代的先後沒有必 然的聯繫,與政治的隆汙也沒有必然的聯繫, 它只是詩歌自身的發展盛衰問題。說詩歌發 展有自身的“因”“創”關係是正確的,但 說與時代、政治沒有關係就不對了。
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
粲然於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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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段話精闢地論述了詩歌作為審美活動與邏
輯思維活動的差別,並指出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之
間的互補關係,詩歌中可以有理,有事,但不是直
接說理、說事,而是“名言所絕之理之為至理”和
“無是事之為凡事之所出”,和王夫之所說的“詩
人之理”不同於“經生之理”的意思差不多。葉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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