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世致用传统的复兴与湘学

近代经世致用传统的复兴与湘学

摘要：经世致用是中国儒学基本精神之一，也是湘学的精神特质。清嘉道年间，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沉寂近百年之久的经世思想再度复兴，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湘学则是经世致用传统在近代复兴的发起者和重要阵地。

关键词：经世致用传统；复兴；湘学

所谓经世致用，是指以“人世”为前提，“致用”为旨趣，以明道、救世为目标的一种治学和人生态度。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主张关心社会时势，讲求实际；在学术上，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反对高谈义理；在实践上，主张面对现实，大力革除社会弊端，并提出改革的措施。

经世致用是中国儒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儒学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这种人格不仅要求具有内在的道德境界，而且还要有外在的社会担当，不仅要“成己”，而且要“成物”。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实际上已点出“内圣外王”之学的真谛。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修己”与“治人”的和谐统一，渐渐演变成各执一端的“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内圣”路径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追求成贤成圣，倡导者以孟子为代表；“外王”路径强调外在的治平大业，追求济世济民，开拓者以荀子为代表。

南宋以前，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外王”之学，秦皇、汉武、

唐宗在外王路线的指引下，建立了赫赫功业。南宋、元、明时期，程朱理学逐渐兴起，“内圣”之学达到顶峰。陆王心学更是把“内圣”之学提升到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高度。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守仁进一步提出了“心外无物”的结论。传统儒学的经世精神在宋明理学对伦理本体、心性修养的极力突出面前显得黯然无光，终于导致了士人“束书不观，游学无根”、“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局面。

有感于宋明理学空谈误国之弊，“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在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下，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一度勃兴，并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船山等人的思想涉及经济、政治、国家、民族、法制、教育、风俗、人情等各个方面，启迪人们去思考和探索改革时弊的途径，形成了与前代迥异的新思想、新学风。

清中叶，为阻止士大夫非议朝政，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清王朝以编纂《四库全书》为手段笼络集中了一大批江南地区的学者。同时由于提倡经世致用必然会涉及时政，而言时政则必触忌讳，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皆将目光转向了对古章典籍的研究，江南的考据学由此逐渐遍布全国。考据家们整日埋首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尚空谈清议而不务实，造成了“朝无良史，国无世家，士无实学”的局面。考据学因而与宋明理学一样，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

嘉庆末至道光年间，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亡、内忧外患、

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使一部分志士仁人开始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进行深刻反思，加上此时今文经学的推动，经世观念重新得以在全国流传。如梁启超所言：“鸦片战争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经世致用之复活，炎炎不可抑。”

在这场经世致用传统“复活”的大潮中，有着积极人世精神的湘学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成为经世致用传统复兴的发起者和重要阵地。

所谓湘学，特指两宋以来湖南地区所形成的学术文化与学者群体。从两宋时起，中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性学派，即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由此形成。在此历史文化背景下，湘学开始形成并崛起。

注重经世致用，提倡治学和践履相结合，是湘学的精神特质和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有学者指出：经世致用是湘学最基本的价值形态，是湘学的“基本内核”之一，“一是因为它的始终一贯，即使在汉学盛行时，也未中断，其它地域性学派在这方面很难与之比肩；二是在近代中国提倡最早；三是有理论、有纲领。”

湘学对经世致用传统的弘扬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人物的哲理思维

和他们的政治实践中。

湖湘学派创立之初，其主要奠基人胡宏就大力提倡“行之行之而又行之”的重行践履之说，指出：“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胡宏的学生张栻继承了这一治学与致用相统一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知行互发”的思想，强调必须在力行和实践中修养道德，实现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

到了近代，湘学对经世致用之风的倡导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魏源主张“以经术为治术”，认为研究学问要联系与国计民生有用的问题，以起到济世救时的功效。他的《皇朝经世文编》以“经世”、“实用”为宗旨，公开宣布“道存乎实用”，“经世以表全编”，体现了其“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的经世精神。此书成为“经世致用”思潮重兴的重要标志。

此后，更多的湖湘士子倾向于经世致用，并创造了巨大的政治事功。他们或通经学古，致诸用世；或积极干预政治，改革时弊；或救国救民，为国牺牲；或探求真理，以变时政，使经世致用这一学风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

王国维认为，清朝三百年间学术思潮发生了三次大的演变：“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之所以出现道、咸以来的又一学术变迁，原因就在于乾嘉汉学

的学术倾向导致了儒家士大夫们的“人心世道之忧”。这一学术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今文经学派，一是出现了理学经世派，前者以魏源为代表，后者以曾国藩为代表，他们均是清代湘学中的重要人物。从学术旨趣上看，无论是今文经学派，还是理学经世派，都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他们前后相承的经世致用学术风气在近代湖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由此促进了经世致用之风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般兴起。

这一时期，包括湘学在内的中国文化正在同西方文化的不断冲突、融合中一步步实现着向近代化的转变。湘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也在其代表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探求中，实现着由封闭向开放、由传统向现代化的逐步转变。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想成为这一文化转型的历史的、逻辑的依据。早在嘉道年间，陶澎、魏源等人就提出了“通经学古以致诸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咸同年间，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胡林翼等人为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开始逐步引进西学；甲午战争失败后，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日新”理论，试图以维新变法挽救民族危亡；戊戌变法失败后，以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为代表的湖南新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并且为之不惜赴汤蹈火，英勇献身，湖南也因此名噪全国……诚如杨昌济所言：“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国由山国之人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