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好事一小件》的存在主义解读

雷蒙德·卡佛《好事一小件》的存在主义解读

摘要：《好事一小件》是美国短篇小说家、诗人雷蒙德·卡佛的获奖之作，收集在1983年他的第三部小说集《大教堂》中，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中充斥着存在主义因素。本文试着从荒谬世界中孤独的个体和个人的自我选择两个方面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因素进行分析，为这部作品提供一个新的阐释视角。

关键词：《好事一小件》雷蒙德·卡佛存在主义荒谬自我选择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好事一小件》是美国现代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荣获1983年“欧·亨利小说奖”第一名。卡佛被誉为“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小说情节平淡，语言朴实简单，少用修饰词汇，人物性格主要借助对话来体现，结尾往往呈开放式，需读者积极参与其中才能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

这篇小说讲述了安和霍华德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安很满足于她目前平淡温和的生活。但是意外却在儿子过生日那天发生了，儿子被车撞倒，司机却跑掉了。医院里，虽然安怀疑儿子是昏迷，但主治医生却说只是休克，最后孩子还是不幸地离开了人间。小说没有过多地描述孩子的死，而是着重刻画了活着的人们的悲剧，期间，面包师不停打来的莫名电话更是加深了等待中的夫妇的焦虑，甚至使

安歇斯底里，但小说结尾却使人看到了生活的一缕曙光。文章中到处充满了存在主义的影像，而存在主义最具代表性、将其发扬光大的人物是法国的萨特。本文尝试运用萨特的这一理论，从世界是荒谬的及自由选择两个方面对这部文学作品进行解读。

二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存在主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主要表现在法国文学中，50年代达到高潮，也飘到了美国乃至东方一些国家，它主要研究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意义，着重指出人类社会的荒谬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但它不是一种消极的思潮，而是提倡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对自己命运的掌握及创造。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主义的核心问题是荒谬，即外在世界是无序、不合理、偶然和荒诞的，人们无法借助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去认识，从而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这个世界是冷淡无情、敌视人、不驯服的，使人感到苦闷、孤寂、厌倦、恐惧，甚至绝望。《好事一小件》中没有显现具体的年代，也没有具体地点，体现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当安和霍华德夫妇正平静地生活着，霍华德也一直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时候，突然出现的一起事故——孩子被车撞了，使霍华德意识到“那些潜在的莫名力量会削弱甚至彻底毁了一个人”。当孩子被撞后，司机并没有及时停下来，而是开出一百多英尺，回过头看着、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觉得没什么大事，挂上档，就走掉了。

孩子奇迹般地回到家，向母亲讲述被车撞的过程后，便倒在了母

亲的怀里。在医院里，我们先看看文本中医生的装扮，“是个宽肩膀的潇洒男人，一张晒成棕褐色的脸。穿了一身三件套的蓝色西装，袖口系着象牙白色的链扣，打着一条条纹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分头，就像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似的。”医生再进来时，换了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中分，看看起来刚刮过脸。这一装扮无不彰显着荒谬的因素。而化验室的年轻女人来给孩子抽血时，只是说医生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医生说抽这个的血，她就抽。这一没有责任心、机械执行任务的描述也衬托出荒诞景象。

医生弗朗西斯一再强调不是昏迷，仅是深度昏眠，不久就会醒过来。可是孩子最终也没能醒来，医生说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是百万分之一。但是孩子却就死于这百万分之一的可能，这种安排揭示了生存的不可预测性和死亡的不可确知性，同时也肯定了死亡对于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认为，感悟死亡，才能理解生存，才能理解人自身。父母感受孩子死亡的真切性甚至要高于自己的死亡。面对着瞬息万变、没有理性、没有秩序、纯粹偶然、混乱、不合理的客观外界，人感到处处受到限制、阻碍，却又无法执掌命运。世界的偶然性和现实的不确定性使人们产生荒诞感和虚无感，人只要存在，必定要遭受有共在关系的他人他物的折磨，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痛苦、失望、悲观消极，而且个人往往是荒谬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孤独者。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出现的却是人的异化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萨特一针见血指出，在灵魂深处无法与他人完全

沟通，在精神上必然产生一种恐惧感和孤独感。小说开头描述了安开车去一个蛋糕店订制孩子的生日蛋糕，却和面包师无法沟通，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是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须的信息交换，面包师的生硬，使她放弃了交朋友的愿望，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使得邻居之间的交流变成了毫无人性的经济交流，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异化，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孤独感。孩子出了事故被送进了医院，夫妇俩都为孩子祈祷时，安才第一次觉得是他们夫妇俩一起经历着这个事故，之前，她感觉一切好像只是发生在自己和孩子身上，她在心理上把霍华德关在了门外。孩子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和休克，霍华德感觉孩子好些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时，面包师打来电话只是告诉他有一个蛋糕没取走，他却根本不知道蛋糕的事，面包师也没说明自己的身份，只是说“少跟我来这套”。当电话再次响起，霍华德大喊“喂！”的时候，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上了。显然安没和丈夫提起过孩子生日及蛋糕的事。霍华德在劝妻子回家洗澡休息的时候还叮嘱她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听见了，就给他挂了”。安在下楼找电梯的时候，看见了几位同样在医院等待孩子做手术的家属，她想多和这些人聊聊，但不知道从何讲起，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回到家，安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只告诉她是关于斯科蒂的事，问她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给忘了，就挂了电话。安以为是医院的电话，惶恐不安地就又赶回医院。先进的电话等通讯工具虽然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却弱化了人们之间交流的能力。这篇小说可谓体现人与人交流失败的典

范，同时，人们的聆听能力也在下降。安虽然听到了有机器的噪音，却没能够想到是面包房的声音，而丈夫根本没听到电话里有什么背景音。面对这样的客观世界，人们体验着无尽的焦虑、烦恼、压抑与恐惧。当安想起来是面包师打的电话时，夫妇俩气势汹汹地到面包房兴师问罪，因为他们只发现了这唯一的发泄口。他们把面包师当成客体加以对象化，把他看作是“非人的人”，即萨特所指的“他人即地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异化。相反，他们得知孩子去世的事实，霍华德还是和弗朗西斯医生握了手，而安却认为医生洋溢着她无法理解的仁慈。存在主义者认为，当个人意识到自己与环境的抗争失败时，他会藏起自己本来面目退回到潜在的自我状态，本性和意识会产生分离，出现自我异化。文本中的客观世界使霍华德夫妇的人格出现了异化。

面包师同样出现了人格的异化，他就是阿伦特所言的“劳动的动物”，他埋头从事保证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专注于维持生计，把最多的时间放在与经济有着直接关系的活动上，认为其他的活动都看作是游手好闲。他对安讲到了自己无儿无女，不知道怎样为人处世，还强调他以前不是这样。现在他每天做的就是不断地将烤炉无休止地填满，又无休止地清空，虽然自己做了无数的蛋糕，却不能融入聚会，这些都加深了面包师的孤独感。小说中从头到尾都没出现面包师的名字，只是称他为“baker”，这些又体现了他的虚无感。但个体的自我不是孤立存在，它与人类的生存环境连接在一起，人作为已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存在，必须遭遇荒诞和虚无的外部世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