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之差异源头

博主按语：与众分享引言，有关中、西两种文化的思维前提、思维方式、语言特征以及缘起和历史渊源。

倘若要寻根溯源地考察一种文化，那么比挖掘地下实物更加重要的是，寻找该文化的思维前提。基于这样的探究方式，直接了当地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思维前提，并非突兀，而是极其必要的。与中国古代圣贤通常以读者或者听众是在同一层次上的智者或者聪明绝顶的学者为讲说或者写作的前提完全不同，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文化，建筑在假设读者或听众是混沌初开的学子的前提之上。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是跳跃的，西方文化的传统是循序渐进的。

似乎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古希腊的圣哲就在探究宇宙的同时，关注人文教育，提倡尊严和高贵。及至苏格拉底，将此作为要求，朝着雅典市民喋喋不休，最终导致冲突。然而，即便到了柏拉图，圣哲们依然还没有找到如何培育世人的人文素质的有效途径。有鉴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教训，柏拉图游历意大利、埃及等

地回到雅典之后，着手建校，将人文教育从雅典街头引入西方现代学府的古希腊前身，柏拉图学院。

最终确立西方人文教育方式的，是从柏拉图学院里毕业的亚里士多德。其包罗万象的著述有如一门门专业课的教材，涉猎广泛，井井有条。尤其是《工具论》，奠定了西方文化的人文思想。该著假设读者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子，循序渐进地教授如何建立逻辑思维的方式。可以说，《工具论》结束了古希腊哲学的混沌时代，以一种清晰可辨的思维方式，在将人从动物状态分离出来的同时，又界分了人与神明之间的区别。这种思维方式是逻辑的，头脑的，理性的，科学的因而是脚踏实地的。而通行于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拼音文字，又给这种逻辑思维提供了相应的语言实体。以声音和语义两大要素组合成的拼音文字，具有与生俱来的逻辑性质和头脑思考特征。拼音文字是平面的，逻辑思维是线性的，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存。至于《工具论》的逻辑前提，更是不言而喻：针对什么都不懂的懵懂学子，教他们学会如何思考，如何按照逻

辑的方式进入理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藉此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就像是一团始终没有开窍的混沌。中国的圣哲大都假设听众或者读者是跟他们一样非凡的智者，因此以无言为境界，以心领神会为传授方式。殷商圣贤箕子向周武王姬发说了一通《洪范九畴》，不管对方有没有听懂，更不管人家有没有践行，别转身扬长而去。老子写下几千字的《道德经》之后，也不管世人能否读懂便骑着青牛消逝于无形。一千多年过后，禅宗大师弘忍、慧能之间的断衣钵、灭法相之举，更是完美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结果，弄得《坛经》的作者只能以依样画葫芦的方式纪录了那次高妙的禅门转换和心法意会，后世读者从中只能读出如何承传，茫然于如何断灭。

从这种需要读者、听众、受众心领神会才能听懂、看懂的讲说方式、著述方式、行为方式，能够推导出的前提只能是：假设受众与言者、作者、行者一样具有极高的智慧、不同寻常的悟性外加玲珑剔透的心灵。

说得通俗些就是，高人点拨高人，驽纯愚众被不言而喻地排除在接受范围之外。就像中国音乐有不少诸如高山流水、广陵散那样的绝响，中国医学有许多失传的诸如扁鹊、华陀那样的神医，中国真正的大思想家大都神龙见首不见尾，结果导致比较世俗因而容易大众化的孔丘、孟轲、韩非子坐大。

先秦诸子当中，除了老子的思想高耸入云，尚有公孙龙子的逻辑思想先锋得无人得解。倘若说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好比是从初等数学讲起的逻辑学，那么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或指物论却一下子就抵达了相当于高等数学的思维颠峰。就算当时的华夏世界里出了个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建立了形式逻辑，也难以解读公孙龙子的指物论。因为其指物论所阐述的语言本体论，在西方也要等到二千多年之后，才由索绪尔语言学揭示出来，然后再由维特根斯坦从哲学上论述清楚。说来令人感叹，公孙龙子的语言逻辑最后没有能够成为一门学问，而是成了一个无人猜透的哲学谜语。在当时没有人品出个中三昩，即便是庄子学派那些智者，

也不知所云。到后来更是变成一则笑谈，仿佛公孙龙故意无理取闹。公孙龙的整个逻辑学说，变成了叫做诡辩术的东西，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至今余音犹在。

公孙龙学说的命运，与其说是一场智力喜剧，不如说是一种语言悲剧。象形文字与逻辑思维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契合。与拼音文字相较，象形文字有三重组合要素，除了声音和语义之外，尚有图象侧身其中。声音是平面的一如音乐只能交付线性的时间，但图象却是立体的、多维的，因而是空间的可以任意跳跃的。读老子、庄子，是一种审美的享受，但读公孙龙子却是一种思辨的折磨。因为逻辑是理性的，拼音文字表达逻辑思维如鱼得水，但象形文字阐述思维逻辑却举步维艰。要不是《指物论》的索导，白马非马几乎无从读解。

但公孙龙却认定，世人应该能读懂。公孙龙始终以世人能够读懂为前提，展开他的语言逻辑论述。公孙龙也像箕子、老子一样，都把听众、读者当作知音，以

此作为自己的论说和写作前提。然而，高水流水确有知音，但公孙龙子却陷入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困境，只能自言自语。用埃舍尔绘画作比方，公孙龙就是那条从二维平面挣扎着走向三维世界的龙，身后是一整块无从理解的平面，延续了两千年而毫无变化的平面。

中国古代高哲以知音为阅读前提的著述语境，可能在于上古华夏初民与其他同时代的各个民族一样，源自人类早先的神祇时代。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刻有神祇时代印记的各种神话，比如华夏民族的《山海经》神话，印度古代神话，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等等。所有那些神话对人类童年时代的描述都与达尔文进化论截然相反，不是刚刚从猿人进化而至的曚昧，而是与神同在般的充满智慧和力量。华夏初民亦然。不要说《山海经》神话或者《尚书》里的记载，即便是后来的诸多历史资料，都可以发现华夏古人的不同凡响。诸如伍子胥亡命途中遇见的村妇、船夫，或者《论语》提及的长沮、桀溺等等，一个个都很精彩。由此推测，人类刚开始的时候，并非是猿人般的愚钝，

而是今人难以想像的睿智。初民的神祇时代，人与宇宙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尚未断绝，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混沌未开因而仍然有着被常人称为特异功能的秉赋。因此，在大家都是明白人的前提下，古代高哲确实只消点到为止即可，不必多费口舌。即便古希腊的圣哲，比如赫拉克利特的言说，也带有心照不宣的特征。由此可以解释，为何苏格拉底那么苦口婆心，因为他发现雅典人怎么退化了。也可以解释，柏拉图为何要将哲学家放到理想国之王的位置上，因为他要继承老师苏格拉底未竞遗志，拯救退化的众生。最后，亚里士多德终于明白，要让世人明白事理，习得知识，惟有从零开始，从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的基础算术开始，从最简单的形式逻辑开始。

倘若说，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再到康德、再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犹如一道绵延起伏的思想山脉，那么从箕子到老子、公孙龙子、再到禅宗诸师、到弘忍、慧能，就像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孤峰，彼此遥遥相望。换句话说，西方的思想史是时间的、音乐的，而中国的思想史却是空间的、绘画的。彼此是两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