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张耀武
（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02）
[内容提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过“政经分离”政策。

其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

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中日复交35年后的今天，“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

但对如今时而“政冷经热”、时而“政经双冷”的中日关系来说，重温这段“政经之争”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政经分离；政经不可分；中日关系
2005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谷。

学界有人把当时的中日关系称之为“政冷经热”；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实现了“破冰之旅”。

在安倍访华后中日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提出了“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的共识。

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实现了两国领导人互访，使中日关系有了新的良好开端。

我们发现，在评价中日关系时，“政治”和“经济”往往作为衡量两国关系的“标尺”。

也可以说，“政治”和“经济”是中日关系“晴雨表”中的两个绝对“坐标”。

事实上，在历史上，政治和经济也曾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标志而成为焦点。

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笔者认为，在当今中日关系处于“乍暖还寒”的微妙时期，回顾中日之间的那段“政经之争”历史，对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中日关系，妥善处理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而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稳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政经分离”
“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曾经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争论的焦点。

据中国学者研究，“政经分离”原则，最初不是日本政府提出来的，也不是一种政策，而是日本民间一些经济界人士提出的一种想法。

其初衷是：日本应该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从事经济交往，贸易就是贸易，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

不管日本在政治上与中国关系如何，都应该与之开展贸易。

日本民间人士的这一想法，是符合当时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希望与新中国开展经济交流的愿望的。

而美国政府和吉田茂内阁则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这不符合它们正在对中国实行的禁运封锁政策。

而中国政府最初则是赞成“政经分离”的，希望通过“政经分离”来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

[1](P244)
1952年4月，日本与台湾签订《日台条约》后，日本政府为了能够在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政治关系的同时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贸关系，遂将“政经分离”作为其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①中国政府在当时虽未明确提出“政经不可分”这一方针，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出了以经济促政治的对日政策。

目的是在与日本开展经贸往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政治关系，进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日关系，是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开始的。

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旨在通过这种非常规的外交途径，为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基础，即以经济促政治，以民间往来带动官方接触。

50 年代后期，周恩来曾满怀信心地说：“照国
①据说，“政经分离”这一基本思路的起源是吉田茂关于在台北和上海同时设立海外办事处的构思。

但作为日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最早它出现在1963年10月18日池田勇人在第44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

另据旅日中国学者李恩民考证，在《日台条约》问世的同时，吉田茂已开始将“政经分离”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个方针。

民外交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得越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

” [2](P227)
中国政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3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会见为签订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而来访的池田正之辅等日本朋友时，就中日关系发表了谈话。

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论中日关系》的社论。

其中谈到了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
（1）断绝与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2）摆脱美国侵略主义的附庸国与追随者的地位；
（3）成为和平、独立的国家。

中国政府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做到以上三点，“那么中国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不但可以建立与发展，而且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也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三个条件难以立即实现，因此中国政府表示“在今天中日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尚未建立以前，我们愿意首先开展中日人民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 [3](P159)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中日民间经济外交活动的重视和支持。

1955年8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新闻广播界访华代表团时公开表示，为了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欢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鸠山一郎访问中国。

同时表示，如果鸠山首相不能来访，可以派他的代表团前来访问。

有的日本朋友指出，中国政府的这一积极态度，有可能使日本政府觉得中国方面急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因而会向中国政府提出过多要求。

周恩来向记者们说：“问题不在于谁急谁不急，而在于应该不应该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政府之所以致力于改进中日两国关系，是因为这样做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利”。

[4]
10月19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历次谈话精神，发表社论《努力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指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战后10年来国际局势的改变，“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恢复，就使美国有可能“为自己继续占领日本制造借口”，因此中国愿意早日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

[5]11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又指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在和平相处的原则指导之下恢复正常关系”。

[6]很遗憾，对中国政府的积极姿态，日本政府没有相应的回应，仍然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

在1954年12月17日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当社会党议员佐多忠隆就有关中国方面提出派代表团访日，日本政府是何态度时，日本外相重光葵答道：“这个问题如果政府出面会引起误会，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认为，由民间代表出面接待，要充分注意切勿被对方的政治宣传所左右，而且谈话也只限于经济贸易，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邀请对方来访也未尝不可。

” [7](P89)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与中国方面进行贸易往来是支持的，但却避免触及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

1957年2月24日，岸信介内阁成立。

岸信介内阁不仅在“政经分离”方面比前任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在“政经分离”的幌子下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也是前所未有的。

岸信介内阁的特点是，在经济上继续与大陆发展贸易往来，在政治上则极力迎合台湾方面的立场，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政经分离”的政策推行到极致。

岸信介作为在任日本首相，第一个在战后访问了台湾，由此可见其在对华关系中的政治立场。

难怪连台湾方面都承认：“岸内阁的‘政经分离’政策，实际上是反共的”。

[8](P187)由于岸信介内阁坚持反华亲台的“政经分离”政策，致使《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

《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后不久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①
①1958年4月—5月，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长崎的滨屋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

5月2日下午，两个日本人（据说其中一人是反共的“菊旗会”会员）突然闯入展览会会场，扯下悬挂着的中华人民共和
以及岸内阁对肇事者的纵容与包庇，使中日经贸关系受到严重的冲击，致使中日关系全面中断。

二、“政治三原则”与“政经不可分”原则
1958年中日关系全面中断，首先是由政治引起的，即岸信介内阁推行亲台反华的政策，公开宣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通商代表部悬挂中国国旗，进而纵容“长崎国旗事件”的肇事者。

它的直接对象是经济领域，首当其冲的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团体。

而深受此次影响的则是两国的政治关系。

这次中日关系全面中断的基本走向可以说是：政治——经济——政治。

这再次说明了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关系。

旅日中国学者李恩民指出：“如果没有两年半的关系中断，如果民间的经济交流能像1955—1957年那样顺利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也许不是在70年代而是在60年代。

” [1](P239)这种观点虽是一种假设，但也不无道理。

1958年中日之间的这场政治、经济风波，使中日关系受到了严重挫折。

从这次事件中，中国政府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不能只强调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单纯的经济关系，而应当确立必要的政治原则。

中国政府认为，岸信介内阁只有遵循以下原则，才能与之发展关系：即（1）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2）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

这就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政治三原则”。

政治三原则，最初是中国政府通过民间经济团体提出来的。

1958年6月11日，中国渔业协会在致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的关于不再延长中日渔业协定的电报中说：“如果岸信介不改变它对我国的敌视态度，而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中日两国民间渔业协定的签订问题也是无法加以考虑的。

” [3](P383)同年7月7日，廖承志在与日中友协理事长宫崎世民会谈时，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不敌视中国；不制造“两个中国”；不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

[9](P114)
同年8月，日本社会党议员、前国际局长佐多忠隆访问中国，探寻恢复中日贸易的具体条件。

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提出了处理“长崎国旗事件”的三项措施和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

佐多忠隆回国后发表了他的访华报告，其中提到周恩来提出的恢复中日关系的三原则：“岸内阁要公开表明并履行如下态度：（1）立即停止并不再发生敌视中国的言论或行动；（2）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要妨碍恢复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

” [3](P396)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政治三原则的正式的、完整的论述。

1959年3月，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访华时，双方又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对政治三原则加以确认。

[3](P440)此后，政治三原则被致力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友好团体及人士所接受，成为中日两国进行各方面交往的前提和原则。

1959年3月17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与到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团长浅沼稻次郎会谈后发表共同声明。

在声明中，中国方面正式提出“政治三原则”，日本社会党表示“不仅完全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上述三原则，并且明确主张不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中国方面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能分开，经济和政治问题必须同时商谈同时解决；而且在当前，政治问题必须居于优先地位”。

[3](440-441)这是中国方面第一次正式提出“政经不可分”原则。

此后，中国方面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政经不可分”原则，并将其作为中日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宗旨。

1960年7月19日，池田勇人继岸信介之后担任日本首相。

在组阁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
国国旗。

会场主持人立即将其送交长崎市警察局，要求查清其身份、动机并根据日本刑法第92条损坏外国国旗严重的条例予以惩罚。

但长崎市警察局当天晚上即以没有损坏器物（非国旗）为由，将肇事者释放。

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损害中国国家尊严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政府则认为，侮辱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不适用刑法第92条（侮辱国旗罪），只能以弃损器物罪论，未接受中国政府的主张。

这就是“长崎国旗事件”。

池田表示，在对华政策上要实行“向前看”的“弹性外交”，主张与中国发展文化和经济交流。

10天后的7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为祝贺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成立10周年并参加第六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前往日本访问。

这是自1958 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以来，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访日。

8月27日，周恩来在同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会谈时，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1）政府协定；（2）民间合同；（3）个别照顾。

周恩来说，过去的岸信介政府一直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所以现在对池田政府也要看一看”。

基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得出结论：“两国任何协定都要通过政府来签订，民间协定没有保证”。

[3](P503)很显然，中国政府提出“贸易三原则”作为“政治三原则”的补充，使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更增加了几分政治色彩，以此向日方表明，若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应当得到政府的批准，而且必须放弃“两个中国”的思想。

1960年7月19日，池田勇人继岸信介之后担任日本首相。

池田勇人担任首相后，虽然多次表示不准备考虑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也不赞成与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

但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以民间贸易的积累方式扩大中日贸易，使中日民间交流不仅得以恢复，民间贸易也以友好贸易的形式在逐步发展。

1961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取消对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实施的以货易货制度，改变了过去在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时的不平等规定。

这对于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突破性措施，可以被看作是池田内阁为进一步稳定和扩大中日贸易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1962年，在池田勇人的授意下，日本政府开始探索可以扩大日中贸易的途径。

日本方面由自民党顾问、众议院议员松村谦三牵线，自民党议员高碕达之助为代表，中国方面则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为谈判代表，双方于1962年11月9日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由于该备忘录的签字代表分别为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所以取双方代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简称为“LT备忘录”（中文为“廖高备忘录”）。

此后不久，中方成立了廖承志办事处，日方成立了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高碕达之助担任会长，故该协议会事务所也叫“高碕事务所”，中国称其为“高碕办事处”。

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作为两国贸易的窗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LT备忘录贸易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准政府”贸易，所以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

就在“LT备忘录”签订的当天，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这次贸易协定，从政经两方面看，中日关系的局面都有了新的转换。

从经济上说，它比目前友好贸易范围与内容扩大了，延期付款的适用，开辟了长期交易之路；从政治上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向改善的政治方向前进了。

[10]与中国进行半官方的“准政府”贸易，通过贸易改善政治关系，对日本政府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三、“政经分离”原则与“两个中国”政策
对于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间贸易“升格”为准政府贸易，台湾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不安。

1963年5月，台湾“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访问日本，对日本各界进行游说。

5月9日，张群在日本时事通信社社长长谷川才次主持的恳谈会上强调：“日本现在很积极地想扩大对苏俄和中共的贸易，我想日本要扩大贸易，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是对与共产集团贸易的想法，似乎总不免过于天真。

日本以为只要把贸易和政治分开，做生意赚钱就行。

殊不知共产集团政治和经济是绝对不可分的，经济不过是政治的手段，凡是一项经济活动，必有其政治的目的。

这一点我们千万要认识清楚。

如果认识不当，一经失足，不但日本的安全将来不可保，而且亚洲的前途也将不堪设想”。

[1](P227)张群还进一步煽动说：“即便日本打算进行纯粹的商业贸易，也不要与大陆进行贸易。

” [8](P180)
1963年8月20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批准了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仓敷的维尼纶成套设备的交易契约。

这进一步引起了台湾方面的不满。

台湾驻日“大使”张厉生奉命向日
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8月21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与日本驻台大使木村四郎七交涉，指责日本政府的做法“不仅对不起中华民国，而且对不起整个亚洲”。

[8](P190)8月22日，蒋介石亲自给日本前首相、元老政治家吉田茂发去一封电报，希望他能以个人或老师的影响力，劝阻池田内阁改变在批准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问题上的态度，“务使其悬崖勒马，以免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8](206)据说，吉田茂接到此电后，曾主张取消将仓敷的设备卖给中国的计划，改由台湾方面承购，以避免仓敷的经济损失。

但事实上已不太可能，于是在复电中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池田首相就此事件亲赴台湾，向台方作出解释。

[8](P207)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正在台湾方面因成套设备出口事件向日本发泄不满之际，又发生了“周鸿庆事件”。

①于是，台湾当局以日本政府在处理周鸿庆事件方面“偏向大陆”为由，对日采取了包括召回“公使”在内的强硬措施。

至此，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1964年1月，吉田茂正式提出了为疏通关系而访问台湾的要求，台湾方面正求之不得，立即发出了邀请。

吉田茂访台，肩负着安抚台湾、挽救濒临破裂的日台关系的重任。

其主要目的就是向台湾方面解释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政策，希望能够得到台湾方面的理解。

其实，在1963年2月13日，日本政府就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日华关系的若干思考》的政府见解，详细阐述了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政策。

其中的“对中共的实际关系”一节是这样写的：
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日本政府打算与中共维持一种在政经分离原则下的、以贸易为主的事实上的关系。

如前所述，为了加强和维护国府的国际地位，在与之保持友好关系方面，日本不亚于任何国家。

但是，一个拥有1亿人口的国家，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坚持以贸易立国为基本国策的同时，也应让国民对共产主义具有一定的免疫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限制包括一部分成套设备出口在内的民间贸易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11]以上“见解”再一次表明，日本政府所坚持的“政经分离”政策，具有其特殊的含义。

即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经分离”（即简单地把政治和经济分离开），而是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政经分离”，即对台湾发展政治关系，对大陆则发展经济关系。

这可以说是变相的“两个中国”政策。

1964年2月23日，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以私人身份对台湾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

吉田访台，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台湾的反日情绪。

以此为契机，日本与台湾关系开始好转。

日台关系恢复正常。

作为对吉田茂访台的回访，张群于1964年8月12日，再次以私人身份访问了日本。

然而，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因为张群访日而有所改变，这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极大不满。

台湾媒体纷纷谴责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政策。

《新生报》发表社论说，日本政府虽然一再强调其所谓“政经分离”的原则，但姑且不论这个原则在前提上能否成立，“日本政府当前的做法，却未能坚持这一原则”。

事实上，日本和中国大陆的贸易已混入政治因素，形成“政经混合”的情况，“政经分离”乃是日本与中国大陆“交往的烟幕”和对付台湾责难的“饰词”。

[12]有人在《中外建设》杂志上撰文，将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政策比喻为“政治台湾，经济大陆的水鸟外交政策”，说它“一只手在耍政治手腕，另一只手在耍经济手腕，无非都在‘取利’”。

[13]《中央日报》也评论说，日本对大陆的贸易“名为纯民间性质，实则
①周鸿庆是中国油压机械代表团的翻译，于1963年9月6日随代表团到达日本。

就在10月7日代表团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周因酒后说了一些对中国政府不满的话，担心回国后受处分，遂于次日（10月7日）凌晨独自偷偷地离开驻地，潜入苏联驻日大使馆。

日本法务省以非法居留罪将其拘留。

周最初可能提出过去台湾避难的要求，台湾方面以为这是策反周赴台，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丢脸”的绝好机会。

于是，它利用各种手段，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让周赴台。

日本的报刊也均将此事作为重大事件加以报道。

10月23日，周在部分爱国华侨的劝说下，经过权衡利弊，正式提出返回中国的要求。

日本政府尊重他本人的意愿，于10月26日，决定将其送回中国。

翌年1月9日，周乘坐大阪开往大连的日本货船返回中国。

时常会走上政治的边缘”。

[14]可以说，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经分离”政策，不仅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对，而且也受到了台湾方面的抵制。

乍一看，在对待日本政府“政经分离”政策方面，台湾当局与中国政府的立场似乎是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双方是有区别的。

台湾方面批判“政经分离”，是反对日本“一心二用”，在与台湾保持政治关系的同时，与大陆发展经济关系。

它担心这样一来，日本在与大陆发展经济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加入政治因素，最终与大陆发展成为“政经混合”的全面关系。

而中国方面反对“政经分离”，是主张日本政府既然与大陆发展经济关系，那么，就应该以经济带动政治，逐渐发展两国的政治关系。

与此同时，与台湾方面断绝政治关系。

因为，政治和经济是一体的，是不可能“分离”的。

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中国，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制造“两个中国”。

由此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虽然都反对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政策，但两者的目的不同，论述方法也是完全相反的。

关于“政经分离”问题，1964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全面论述了中国政府对“政经分离”的立场。

他说：“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

“池田首相说的‘政治和经济分开’，基本上我不同意。

为什么？因为如果同意了，就等于承认日本政府所谓中国只是在经济上代表大陆。

这样就形成‘经济中国，政治台湾’，不但中国人民不赞成，日本大多数的人也是不赞成的。

如果是‘政治新中国，经济台湾省’，那倒还讲得通。

但是，我晓得池田先生不会做这样的解释。

因此，对‘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说法，我基本上不赞成”。

但是周恩来又说，政治和经济“有时也可以分开”。

如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经济三原则”，就是将政治和经济分开来对待的。

“‘政治三原则’主要是对日本政府说的。

由于松村、高碕、石桥等几位先生的奔走，我又提出‘贸易三原则’，作为我们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根据”。

[3](P728-729)
从以上谈话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是“政经不可分”。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所主张的“政经分离”的含义是“经济中国，政治台湾”，这实际上是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

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又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

在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大目标，认为政治和经济“有时也可以分开”。

甚至表示，“政治新中国，经济台湾省”的“政经分离”，中国政府也可以接受。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所坚持的“政经不可分”立场的核心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而日本政府所推行的“政经分离”政策，其含义则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

这实际上是只承认台湾，不承认中国。

所以，由此看来，中日两国在有关“政经分离”问题上的分歧，说白了就是一个“台湾问题”。

正如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不管日本政府对新中国表示友好或不友好，总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日本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不承认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是最根本的矛盾。

” [3](P727) 由此看来，“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其实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争，是中日关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

今天，中日两国已经风雨兼程地走过了复交后的35年历程，中日关系也已经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正在由“感情型”逐步向“理智型”转变。

40多年前的“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

然而，日本方面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时而在诸如“历史认识问题”等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制造一些障碍，使两国的政治关系出现裂痕，致使中日关系呈现出“政冷经热”的局面，这是爱好和平的中日两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

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不仅应该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更应该拥有成熟的政治关系，这样才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才能够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