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张耀武

（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02）

[内容提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过“政经分离”政策。其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日复交35年后的今天，“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对如今时而“政冷经热”、时而“政经双冷”的中日关系来说，重温这段“政经之争”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政经分离；政经不可分；中日关系

2005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谷。学界有人把当时的中日关系称之为“政冷经热”；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实现了“破冰之旅”。在安倍访华后中日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提出了“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的共识。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实现了两国领导人互访，使中日关系有了新的良好开端。我们发现，在评价中日关系时，“政治”和“经济”往往作为衡量两国关系的“标尺”。也可以说，“政治”和“经济”是中日关系“晴雨表”中的两个绝对“坐标”。事实上，在历史上，政治和经济也曾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标志而成为焦点。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笔者认为，在当今中日关系处于“乍暖还寒”的微妙时期，回顾中日之间的那段“政经之争”历史，对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中日关系，妥善处理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而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稳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政经分离”

“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曾经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争论的焦点。据中国学者研究，“政经分离”原则，最初不是日本政府提出来的，也不是一种政策，而是日本民间一些经济界人士提出的一种想法。其初衷是：日本应该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从事经济交往，贸易就是贸易，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不管日本在政治上与中国关系如何，都应该与之开展贸易。日本民间人士的这一想法，是符合当时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希望与新中国开展经济交流的愿望的。而美国政府和吉田茂内阁则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这不符合它们正在对中国实行的禁运封锁政策。而中国政府最初则是赞成“政经分离”的，希望通过“政经分离”来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 [1](P244)

1952年4月，日本与台湾签订《日台条约》后，日本政府为了能够在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政治关系的同时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贸关系，遂将“政经分离”作为其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①中国政府在当时虽未明确提出“政经不可分”这一方针，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出了以经济促政治的对日政策。目的是在与日本开展经贸往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政治关系，进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日关系，是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开始的。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旨在通过这种非常规的外交途径，为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基础，即以经济促政治，以民间往来带动官方接触。50 年代后期，周恩来曾满怀信心地说：“照国

①据说，“政经分离”这一基本思路的起源是吉田茂关于在台北和上海同时设立海外办事处的构思。但作为日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最早它出现在1963年10月18日池田勇人在第44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另据旅日中国学者李恩民考证，在《日台条约》问世的同时，吉田茂已开始将“政经分离”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个方针。

民外交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得越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 [2](P227)

中国政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3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会见为签订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而来访的池田正之辅等日本朋友时，就中日关系发表了谈话。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论中日关系》的社论。其中谈到了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

（1）断绝与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2）摆脱美国侵略主义的附庸国与追随者的地位；

（3）成为和平、独立的国家。

中国政府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做到以上三点，“那么中国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不但可以建立与发展，而且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也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三个条件难以立即实现，因此中国政府表示“在今天中日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尚未建立以前，我们愿意首先开展中日人民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 [3](P159)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中日民间经济外交活动的重视和支持。

1955年8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新闻广播界访华代表团时公开表示，为了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欢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鸠山一郎访问中国。同时表示，如果鸠山首相不能来访，可以派他的代表团前来访问。有的日本朋友指出，中国政府的这一积极态度，有可能使日本政府觉得中国方面急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因而会向中国政府提出过多要求。周恩来向记者们说：“问题不在于谁急谁不急，而在于应该不应该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之所以致力于改进中日两国关系，是因为这样做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利”。 [4]

10月19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历次谈话精神，发表社论《努力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指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战后10年来国际局势的改变，“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恢复，就使美国有可能“为自己继续占领日本制造借口”，因此中国愿意早日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 [5]11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又指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在和平相处的原则指导之下恢复正常关系”。 [6]很遗憾，对中国政府的积极姿态，日本政府没有相应的回应，仍然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在1954年12月17日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当社会党议员佐多忠隆就有关中国方面提出派代表团访日，日本政府是何态度时，日本外相重光葵答道：“这个问题如果政府出面会引起误会，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认为，由民间代表出面接待，要充分注意切勿被对方的政治宣传所左右，而且谈话也只限于经济贸易，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邀请对方来访也未尝不可。” [7](P89)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与中国方面进行贸易往来是支持的，但却避免触及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

1957年2月24日，岸信介内阁成立。岸信介内阁不仅在“政经分离”方面比前任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在“政经分离”的幌子下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也是前所未有的。岸信介内阁的特点是，在经济上继续与大陆发展贸易往来，在政治上则极力迎合台湾方面的立场，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政经分离”的政策推行到极致。

岸信介作为在任日本首相，第一个在战后访问了台湾，由此可见其在对华关系中的政治立场。难怪连台湾方面都承认：“岸内阁的‘政经分离’政策，实际上是反共的”。 [8](P187)由于岸信介内阁坚持反华亲台的“政经分离”政策，致使《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后不久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①

①1958年4月—5月，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长崎的滨屋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5月2日下午，两个日本人（据说其中一人是反共的“菊旗会”会员）突然闯入展览会会场，扯下悬挂着的中华人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