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原因的研究综述

中苏论战起因的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中苏论战的起因进行了较多的深入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全面而深刻。

从现今出版的论文著作来看，众多学者观点趋于一致，主要有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历史的积怨、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对外战略的不同、领导人之间的好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争论等观点。

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观点：综合因素论、意识形态分歧论、国家利益冲突论以及新视角下的其他因素论。

关键字：中苏论战；中苏关系；起因；综述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的中苏大论战，是一件涉及面广、影响尤为深渊的重大历史事件。

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之间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论战，实属罕见，且令人不解。

多年来众多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外有关历史档案纷纷解禁，关于中苏论战起因的研究硕果累累。

近几年又有不少学者从新视角重新解读这段历史，提出了新的观点。

因而，本文对此进行简要的综述。

一、综合因素论
对于中苏论战的起因问题，相当多的学者都认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据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包括有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历史的积怨、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对外战略的不同、领导人之间的好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争论、在与第三国关系上的不协调、在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道路上意见的不同等等。

对此问题有较早研究的学者何飞认为，中苏论战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中苏两国的国内形势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由多种因素、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产物。

中苏论战首先起因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主义之争”，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冲突是论战的内在原因。

中苏两国及两党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结下的宿怨，则是论战的深层的历史因素。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50、60年代，中苏两国的政治体制上都存在着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等严重弊病。

因而，在国际问题方面，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决策上都有着某种随意性、投机性、冒险性和不连贯性。

这对中苏论战的发生都起着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1]
李捷认为，中苏论战的引发因素隐含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内，“蜜月”期也有过“严冬”的历史。

从民族传统、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三个方面分析，中苏两国关系衰由盛始。

正是在“蜜月”时期，中苏之间在原先隔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隔阂和不和谐,为日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争论和两国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从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归纳起来有三大分歧，即：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引起的。

这种战略利益上的冲突，很快演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

[2]
左凤荣、潘正祥认为中苏关系从联盟到破裂，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更有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有领导人之间的好恶，其中也夹杂着历史的积怨。

虽然两国关系从联盟走向分裂主要源于两国战略利益的不同和苏联的大国主义, 但双方论战的焦点却是意识形态问题。

这些夹杂着意识形态的斗争, 其实质是国家利益的冲突, 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左凤荣、潘正祥还认为，对于双方而言，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此过程中，双方却试图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其他党，致使矛盾的不断加深。

[3]
何一成、黄爱英认为，中苏论战的发生有着其特有的时代背景，它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中苏两国的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产物。

透过纷繁复杂的矛盾斗争和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民族传统的差异及其影响下的个人因素这三个方面, 对于论战的发生有着重大的作用，并且在其它一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最终引发了激烈的中苏大论战。

这场论战首先起因于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意识形态的最初是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开始的，表现在对斯大林评价问题、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看法问题、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以及关于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等几个方面。

何一成、黄爱英对此认为这些争论的问题实际上不过是各自理解的并被严重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另外，他们还把国家利益的差异放在中苏论战起因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利益之争始终贯穿其中，是大论战的核心问题。

[4]
二、意识形态分歧论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

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意识形态是建构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不考虑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互相对立的可能性较之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就会明显增加。

不少学者看到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并以此来分析中苏论战的原因。

李明斌认为，由于各国党的经历不同，所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同，社会历史传统不同，建设经验多寡不同，加上各国领导人经验、阅历、个人气质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很自然就产生了意识形态分歧。

从苏共二十大到1958年，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显露出来，但因没有直接涉及到彼此的国家利益问题，且双方都有需要彼此的地方，而没有公开冲突，只限于内部的交换意见。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是从1958年春夏开始, 中苏两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并在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争执，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超出了意识形态范围，而且这些分歧和争执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使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加具有破坏性了。

在论战的高潮期，双方基本上都紧紧围绕意识形态分歧为核心，使论战成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

[5]
刘克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由于有其政治需要, 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由此导致中苏关系不断恶化。

[6]
三、国家利益冲突论
从客体上看，一切能够满足或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等方面需要并且对国家具有好处的事物，都是国家利益；任何国家利益也都是满足或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需要并且对国家有好处的事物。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驱动国家互动的最
基本要素，是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

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国家战略的具体目标。

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苏论战的起因中，最重要的，或者说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

孙其明认为，导致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

但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双方关系破裂有必然因果关系。

在“蜜月”时期，虽存在一定不和谐因素，但双方国家利益并未走向对抗冲突。

1958年后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争执不仅越来越多，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

且由于将国家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从而使争执陷人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

孙其明还认为，与一般国际上正常的双边关系不同的是，中苏在国家利益上发生矛盾的争执，不仅仅是因为国情和需要的不同，还有的是中苏双方从斯大林时期以来一直不是处在一个不平等地位。

苏联方面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

而中国方面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虽然是十分必要，但所采取的斗争方法又过于倾“左”，造成矛盾的不断上升。

[7]
何一成、巫春庚认为，意识形态之争并不是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其实质。

中苏论战的根源在于双方没有正确理解和忽视了两个国家各自的利益与反帝斗争总利益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之争终贯穿于其中并成为论战的实质所在，只不过是以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来表现罢了。

从两党论战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发现国家利益之争始终贯穿于其中，双方表面上在一些意识形态方面上的争论，其实，在其背后是双方不同的巨大的国家利益。

从两党争论的问题上看，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上两党领导人都是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

他们认为，苏联赞成和平反对战争，是因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将导致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遭到毁灭性打击；赫鲁晓夫想把经费从军事领域转到农业和消费的生产方面；由于初步改革受挫，急需稳定的外部环境；为迫使美国让步实现和平共处的战略构想，而加强对社会主义内部的控制，以此作为对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而中国因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对于苏联的和平共处问题有充分的不信任与分
歧。

最后，他们从两国采取的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措施方面，分析矛盾的升级原因。

他们指出，中苏论战的根源在于双方没有正确理解和忽视了两个国家各自的利益与反帝斗争总利益之间的关系。

[8]
四、新视角下的其他因素论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苏论战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丰富了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成果。

在这里将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蒲国良认为，斯大林时期，尽管中苏关系中存在着若干摩擦与不愉快，但却没有发生大的冲撞。

赫鲁晓夫主政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但也正是赫鲁晓夫的主政，开启了中苏论战的闸门。

但这决不是说双方争吵的责任应该由赫鲁晓夫个人来承担。

中苏双方都曾为阻止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进行过艰苦努力, 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在历史的关键时期, 中苏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终究没能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探索中形成良性互动。

从中苏领导人的认识看，中苏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由边界问题引起意识形态的冲突。

蒲国良认为，作为中苏两国的最高决策人,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 在他们首次愉快的接触中，彼此都已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某种潜在的冲突性因素，只是这种冲突因素当时还被掩盖着, 还没有占据主流, 所以这时双方更多强调的是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

只是后来分歧与冲突不断升级，双方最初接触时的不愉快与不和谐才又被提起。

故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的经过看，双方的分歧已经暴露出来。

他还认为，虽然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大国主义已经存在，但是鲁晓夫主政后，采取一些错误做法，开启了中苏争吵之门。

反过头来看, 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 在大多数的时候，苏中双方都曾试图通过改变对方以适应自己的办法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9]
叶政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的发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其中参杂了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因素。

综合而言，国际共运的论战传统及其带来的思维惯性、历史积怨与文化和民族心理差异的影响、所处国际环境的现实差异与发展阶段的不同定位、苏联大党大国主义与中国寻求平等地位的内在冲突、以及领袖个性因素与同盟沟通机制的非制度性制约等是导致中苏论战的重要成因。

值得注意的是，叶政把国际共运的论战传统及其带来的
思维惯性放在相对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不同立场不同流派之间展开理论论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传统。

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论的正确性，也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就等于否定了自身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与合法性如此一来，意识形态的论战就不单纯是一个学理争议的范畴，而是承载了更多更深的内涵中苏分歧出现以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制约了双方解决问题方式的选择。

另外，中苏同盟所建立的沟通机制是建立在领导人良好的个人关系基础之上，具有明显的非制度性特点与当时其他类似组织的沟通机制相比，领导人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事宜都是由两国领导人亲自决定。

故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的发展，就随着领袖人物之间隔阂和偏见的累积而渐趋恶化。

[10]
李丹慧、沈志华通过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提出“结构失衡论”，而非以往学术界的观点“意识形态分歧论”、“国家利益冲突论”等。

他们提出两点理由，其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国际共运的主导权；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

这种结构性缺陷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李丹慧、沈志华从新的角度分析了中苏分裂过程及原因，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双方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同盟的主导权的争夺。

但这不足以说明中苏两党就不能由利益来维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争夺主导权表现出中苏关系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寓于之中的普遍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失衡。

这种国家关系中缺乏各国一致认同的政治准则，缺乏制约相互行为的妥协机制，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二是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在冷战时代，共产党之间的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他们执掌政权后的国家关系是一种必然现象，而党际关系的结构和政治范式与现代意义的国家关系完全不同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
念，作为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同一性和唯一性，无视并抹杀了阵营内部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利益诉求。

他们指出，1980年代中苏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正常化，正是因为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党际关系的因素，而把双边关系定位于国家利益。

直到这时，中苏关系才开始真正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国家关系的基础上。

[11]
五、结语
多年来，关于中苏论战的起因问题一直被放在研究中苏关系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只因随着对其的研究不断深入，从中得到对现今处理国家关系的借鉴意义越来越大。

相信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这段历史的解读也会产生不同的新视角。

望本文对后来研究者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何飞.试析中苏论战的原因[J].曲靖师专学报,1994(2).
[2]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J].党的文献,1998(2).
[3]左凤荣,潘正祥.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1(1).
[4]何一成,黄爱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的原因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2006(1).
[5]李明斌.导致中苏论战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J].史学月刊,2004(8).
[6]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J].东欧中亚研究,2000(1).
[7]孙其明.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破裂[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8]何一成,巫春庚.意识形态分歧掩盖下的国家利益之争——对中苏论战的一些新剖析[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9]蒲国良.赫鲁晓夫主政开启中苏争吵的大门——中苏分歧的起源探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10).
[10]叶政.中苏论战的成因再探[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2(3).
[11]沈志华,李丹慧.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J].探索与争鸣.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