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与动因考察_21_25

之议钱法者，皆曰铸钱之费与银相当，朝廷何利焉。臣以为岁铸钱一万金，则国家增一万金之钱流布海外；铸钱愈多，则增银也愈多，是藏富之术也。”98他还提出了“轻银”的主张：“言国足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贱银。欲贱银，必制为钱法，增多其数以济夫银之不足而后可。”99另一位号称“经济名臣”的右副都御史靳学颜呈上一篇《讲求财用疏》，同样鼓吹铜钱的重要性：“钱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废也。……用钱则民生日裕，用钱则国用日饶。”100他还是坚定的“轻银”论者，他说；“夫银者，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又非衣食所百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耳”，“银独行则豪右之藏益深，银贵则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101在此之后，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分析明亡原因时，也不约而同认为以银为货币是“天下之大害”，在此暂不赘述了。

明中叶以后“重钱轻银”论的风行，一方面反映了白银货币化的程度之深，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以白银为代表的“货币权力”和以铜钱等传统货币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尖锐冲突。靳学颜认为，白银取代铜钱将使中央政府失去发行货币的特权，相当于失去对国家财政的根本控制，其后果不堪设想。他曾忧心忡忡的说：“臣闻江南有富室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皇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若使银独行，而钱遂废焉，是不过数十里富之积，足相拟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在皇帝的财富却只相当于几家富豪的家产总和，权威性自然受到打击。中央政府必须要牢牢控制铸造和发行钱币的特权。“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兴则制之，一主之立则制之，改元则制之，军国不足则制之，此经国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废而不举！”102白银货币化的潮流是自下而上从民间发展起来的，明代中央政府应对白银货币化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的、与现实脱节的，自然就丧失了对财政的控制，因此自明中叶之后，政府的财政危机一直都非常严重。相对地，在白银货币化浪潮中得利的所谓“富室”、“豪右”在经济上致富的同时，也在政治领域上要求更多的“话语权”，传统的官僚士大夫抱有“重本逐末”的心理抵触这些新兴阶层，于是就要宣扬“重钱轻银”，力求将财政控制权和社会财富重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货币流通是商品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影响商品的流通。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交换媒介与之相适应，任何明智的政府都应当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及时调整其货币政策，使之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以白银为价值尺度的阶段，社会需要大量的白银作为交换媒介。这种状况显然需要政府制订正确的白银政策，大量生产或吸收国外的白银，并采取铸币形式，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进而达到社会的稳定与进化。然而，明代中后期，在“重钱轻银”思潮的影响下，政府的白银政策基本上等于无所作为，这种被动的政策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98《明经世文编》卷322，《谭襄敏奏议》卷一，“论理财疏”

99《明经世文编》卷322，《谭襄敏奏议》卷一，“论理财疏”

100《明经世文编》卷299，《靳少宰奏疏》卷一，“讲求财用疏”

101《明经世文编》卷299，《靳少宰奏疏》卷一，“讲求财用疏”

102《明经世文编》卷299，《靳少宰奏疏》卷一，“讲求财用疏”

第三章、明代白银货币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

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过程，它对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心态上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有力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促使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经济上，白银货币化开始动摇封建经济的基础，并且促进了新经济因素的产生。

明代市场对白银的巨大需求，加之国内白银产量的捉襟见肘，极大地推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令来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为工商业的资本积累准备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晚明工商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必须要通过商品输出的贸易手段才能获得白银，而非西方式的殖民掠夺，使得中国市场得以与世界市场接轨，中国商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周流。这对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说，不啻是一个叛逆，同时也为中国当时的新兴商人集团提供了一个新的发财致富的途径。

中国向外出口的商品中，丝织品是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苏杭地区传统的丝织品因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而获得较大发展，成为明代手工业中心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的新型经济关系103。在丝织行业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决不是偶然，其深层次的动因即是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发展。与此同时，白银货币化的发展使城市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逐渐脱离，促成了新型工商业市镇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金钱关系日益冲击着封建宗法关系。所谓“货币权力”开始挑战政治权力，封建等级制度逐渐破坏。

第二，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大波动，晚明中国酝酿出一股狂热的拜金风潮。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大力提倡“礼法之治”，强调伦理纲常、俭约淳朴，力图恢复儒家的封建秩序。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尤其是白银货币化之后货币经济的高涨局面，使人们抛弃了一切古老而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狂热追逐金钱。这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新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言：“黄金是一个可惊叹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能为所欲为，有了黄金要把灵魂送上天堂，也是可以做到的。”104在晚明社会处处可以感受到金钱的神奇魔力。“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财，只因人有了两分村钱，便可高堂大厦，美食鲜衣，使婢呼奴，轻车骏马。……又有那些趋附小人，见他有钱希图叨贴，都凭他指使，说来的没有个不是的，真是个钱神”105。拜金思潮的出现一方面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社会过分追求货币财富的畸形欲望，使得奢侈之风弥漫于晚明之世，加速了明朝的腐朽。

103《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104马克思、恩格斯：1503年哥伦布自牙买加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

105《三刻拍案惊奇》第16回，“见白镪失义，因雀引明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