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信性格悲剧

浅析韩信性格悲剧
摘要：韩信作为秦汉之际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千载以来为后人争论不休，他的死于非命，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本文旨在结合其人生经历，从其睚眦必报，心胸狭窄、自私功利，不顾大局等多方面悲剧性格出发，探讨其人生悲剧。

关键词：韩信睚眦必报自私功利
韩信，作为《史记》中最为经典的悲剧人物形象之一，和项羽、李广一样，寄托着司马迁的悲剧情结，也是《史记》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

韩信的悲剧，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但究其根本，是由其悲剧性格所决定的。

一、睚眦必报，心胸狭窄
关于这点，《史记》载韩信对自己落魄时的三件“小事”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漂母在他饥饿“不能自食”的时候赠之以饭；南昌亭长先是供给他饮食，后不为亭长妻所容，韩信怒而离去，还有就是众所周知的“胯下之辱”。

而韩信受封楚王之后，对漂母赐以千金，对南昌亭长赐以百钱且讥讽之，而封曾经侮辱过他的那个人为中尉，这其中有两个疑点，很是耐人寻味：
一是“千金”和“百钱”之别，相传刘邦曾经将一位在自己危难之时托言家贫不肯供给自己饮食的亲戚封为“锅亏侯”，其含义显而易见；韩信的“百钱”之赠则异曲同工，相比“千金”，这与其说是报恩，倒不如说是一种侮辱。

何况还有那句“公，小人也，为德不卒”，看来是唯恐“百钱”之辱别人不明白，还一定要加以
说明，令世人皆知其“为德不卒”，这就很有些过分了。

如果再联系后世津津乐道的“胯下之辱”来看，就令人不得不质疑其事了：毕竟南昌亭长还算是有恩于他的，能忍胯下之辱，对这种世态炎凉的寻常之事却不能忍，这又是为何？只因胯下之辱不得不忍，不忍则有官司性命之虞，然而韩信对此事的耿耿于怀却从未停止过，关于这一点会在下文提到；而比之漂母，南昌亭长夫妻的态度才是他最不能容忍的。

漂母济韩信于困厄之中，言词中却开口“大丈夫”，闭口“王孙”，处处体现出对他的人格的尊重，又施德而不望报，令韩信既感且愧。

南昌亭长本来就以“寄食”待之，显然没什么尊重可言，又断其食于后，令韩信感到这是对他人格的一种羞辱，自然难免发怒了。

二是韩信封当年辱己之无赖时说的那番话，“此壮士也。

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於此。

”“胯下之辱”历来被用来说明韩信宽仁大度，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韩信说的这番话。

从前面提到的“千金”和“百钱”之别不难看出，韩信有着极强的自尊心，断炊之辱尚且不能忍，何况胯下之辱？显然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但此事韩信一直引以为耻，上面那番话就是最好的佐证。

一个乡里之无赖，凭什么能以壮士称之？大概是为了借抬高其人来抬高自己，能辱韩信者，也是“壮士”。

后面的话更是为自己当年的所为极力辩解，意在说明自己是“能杀而未杀”，其目的无外乎在掩饰自己当年的窘迫的同时，故意显示出一种宽怀大度，沽名钓誉罢了。

《史记》有意收录了这段为小人言而不为君子言的
话，表现出了韩信性格中睚眦必报和虚伪做作的一面。

此外，韩信对项羽的态度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其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心理。

韩信本是项羽部下，因不受重用才投奔了刘邦，所以他对项羽的看法，带有很深的成见。

比如说他对项羽的那段著名的评价，其中就有“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和“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这样的言语，其时项羽手下人才方盛，前一句言“不能任属”，很可能是以“贤将”自居的牢骚之语。

而后一句更是常常成为后世评价项羽时不可或缺的例子。

然而细细想来，此语并不可信。

试想，封官赐爵这样的大事岂可草率？当封或不当封，需要权衡利弊也是在所难免的，而这些，项羽不会和他这个小人物商量。

所以韩信很可能是不明就里的，仅仅看到项羽在封赏官员时犹豫的神态，就捕风捉影，编造事实，以说明项羽吝啬寡恩。

这段描述真假难辨，但韩信对项羽的强烈不满却十分明显。

后来他受封齐王，武涉以“三分天下”说相劝的时候，他仍然心有余恨：“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

”之后又力陈了刘邦的对他的恩义加以对比，与“千金”“百钱”之事，如出一辙，而无一字关乎政治道义，人心向背，只以私怨而言之，其心胸之偏狭，可见一斑。

二、自私功利，不顾大局
从韩信的人生轨迹中，不难看出，他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生准则和政治理想，功名富贵就是他唯一的信条，这种观念的形成，既
和他的出身经历有关，也源自他强烈的不容侵犯的自尊和渴望被重视的心理。

《史记》和其他史料中，均未对韩信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有何评述，而对他贪功好利，不顾大局的事件却颇有记载：一是请立张耳为赵王。

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破赵之后，曾经“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

这件事历来关注者甚少，只因韩信此举在当时是安定赵地的正确举措。

然而，其中却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韩信直接提出了赵王的人选，从而完全改变了此举的意义。

与其说，请立张耳是一种建议，不如说，这表明了韩信的一种态度，使刘邦在解决赵地问题的时候，多了几分顾忌，最终刘邦虽然还是听从了韩信的建议，但从此君臣间有了裂痕，这才有了后面汉王夺韩信军，韩信攻齐害死郦食其的事件，后人多认为刘邦和韩信之间的矛盾始于韩信请封假齐王一事，以此观之，祸根在张耳封赵王的一刻，便已经埋下了。

那么，韩信为何要为张耳请封赵王呢？据《史记选注集说》：“中井曰：‘信之请立赵王，是自为封王之地也。

’”①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至此，韩信的功利心已初现端倪。

二是众说纷纭的“假齐王”风云。

请立张耳为赵王是一个铺垫，而平齐之后，韩信的威势达到了顶点，风头甚至盖过刘邦，自请为王便被提到了韩信的日程上，而在当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刘邦的处境十分不利，战局并不乐观，韩信是楚汉战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然而他却不顾大局，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去请封，难逃要挟刘邦之嫌。

关于这一点，历代学者多有评论，在此不加赘述。

然而
有一个细节十分值得注意，那就是韩信为何要请封“假王”而非“真王”？张耳尚且可以做“真赵王”，以韩信之傲，难道会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张耳吗？显然不是。

看看韩信请封“假王”的理由：“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

愿为假王便。

”全无一句体恤齐民之语，亦无表示忠心之言，更无请乞之辞，而是纯粹的陈说利害，语气毫不客气，什么“反覆之国”，“南边楚”，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了！而其目的，当然也不仅仅是做个“假王”,“假王”只是他以退为进的一种说辞罢了，有张耳的“真赵王”作为先例，韩信自请为“假齐王”已经是一种让步了，更何况无论韩信的同僚们还是刘邦本人都很清楚，韩信和张耳孰轻孰重；如今张耳为赵王，以韩信之功，却只被封为假齐王，如此封赏不均，刘邦何以服众？所以这次请封假王而得真王，结果是在韩信意料之中的，刘邦看似随机应变的那句话，反倒说出了几分事实真相，“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韩信这种小把戏当然瞒不过刘邦的眼睛，他虽然得偿所愿，却就此被刘邦划入了“功高震主”的黑名单。

楚汉之争中，刘邦数次被围，韩信总是不肯及时救援，却常常借机要挟刘邦为自己加官晋爵，至于刘邦被困固陵的时候，韩信一直按兵不动，刘邦无奈之极，甚至提出与韩信共分天下，韩信方才发兵。

其自私功利之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功名富贵，已然成为了韩信生命中的主题，所以，功利受损，就成了韩信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灭楚之后，由于韩信功高震主，日
益骄狂，已为刘邦所不容，所以他的政治地位也一降再降，由齐王徙为楚王，又降为淮阴侯，这再次极大的挫伤了韩信，自己为之奋斗半生的功名富贵眼看就要转瞬即逝，这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

从他的言行上来看，他并无帝王之志，先后拒绝了武涉和蒯通的劝说，放弃了“三分天下”的机会，只想求一身之荣华富贵。

他之所以会有谋反之念，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既得的一切利益。

一直以来主导韩信的利己主义思想，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功利问题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最终导致了死于非命的悲剧结局。

综观韩信其人，虽有大将之才，然而心胸狭窄，已失大将之风，自私功利，更无大将之德，加上他生性骄狂，不但借征战之际，对刘邦屡屡要挟，更在酒席上夸耀自己带兵“多多益善”，刘邦不过能“将十万之众”，公然凌驾于君王之上；楚亡之后，竟然收留原楚国将领钟离昧，向刘邦叫板；对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将领同僚也毫无尊重，“羞与绛、灌等列”，藐视同僚，到头来众叛亲离，当年的好友萧何也倒戈相向，这一切都决非偶然，也不完全是迫于形势，而是与他向来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

但是如前文所言，韩信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而这种自尊已然演变成了狂妄自大和自以为是，终其一生，他从不认错，临死方呼“悔不用蒯通之计”，却又把自己的悲剧归于一句“岂非天哉”，至死不悟，实在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