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信人格的悲剧意蕴_读_史记_淮阴侯列传_刘玲娣

2004年7月

第17卷　第4期

阴山学刊

YINSHAN ACADE MIC J OURNAL

July.2004

Vol.17　No.4

论韩信人格的悲剧意蕴

———读《史记·淮阴侯列传》

刘玲娣

(河北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河北保定071000)

摘　要:韩信之死令千古叹惋,探究其死因可谓代不乏人。但人们论证的焦点,或集中于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专制制度的责难,或是对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都未能真正揭示出其悲剧的实质。其实,韩信悲剧的构成,刘邦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个方面,但这是外在因素,最直接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在其自身所蕴含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韩信;悲剧意蕴;人格缺陷;《史记·淮有候列传》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4)04-0085-04

韩信是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1](P2609)中的悲剧主人公。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创立汉家天下效尽犬马之劳,而最终却被吕后骗斩于长乐钟室,这一悲惨结局,为历代学术界所普遍关注。所论大致集中在:封建统治者忌刻功臣;刘邦“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2](P104),故而除异立同,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更多的则是对韩信谋反与否的辩驳。对此,本人在深受启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和新的看法。因为,纵观中国古代的帝王史,并非杀戮功臣的血腥史,“狡兔死,良狗烹”也不是封建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唯一举措,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都不曾以功臣的血染红江山。因此,韩信悲剧当有其更深层的成因,把一切皆归罪于刘邦及其封建社会,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公允。为此,本文拟通过对韩信悲剧成因及其人格特点的探究,来揭示其人格的悲剧意蕴。

一、韩信悲剧缘由

韩信于群雄逐鹿中原的历史背景中登上政治舞台。他先是杖剑从项氏,因“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而背楚向汉,经萧何力荐,除大将军职。遂为刘邦纵论天下大势,运筹定三秦以定天下的奇谋。继而举兵出关,北破魏、代,东出井陉,智取赵、协燕、定齐,南击楚军20万,杀楚名将龙且,最后麾军垓下,戬除项羽,成为汉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与萧何、张良同被刘邦誉为“三杰”。然而,立国后,韩信不但未能享受到作为“人杰”的荣耀,反而境况日下,汉六年(前201年)十二月降王为侯,十一年(前196年)春被夷三族。对此,后代学者多归咎于刘邦的忌刻功臣,但值得注意的是,“三杰”中唯有韩信罹难,其他“二杰”不仅善终,而且恩及子孙。其他文臣武将诸如陈平、曹参等一百三十余人,也同样得以全身。因此,所谓刘邦忌刻功臣说,值得商榷。

萧何是刘邦灭项后,论功行封名列第一者。自刘邦起事之日,就“腹心既委”、“独膺内寄”,曾被刘邦喻为“发踪指示”的“功人”,而那些攻城野战之将不过是追杀兽兔的“功狗”。如果刘邦唯功臣是忌,萧何当是第一个被诛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或曰,萧何亦曾在汉十一年韩信反、汉十二年英布反时,遭刘邦猜疑。刘邦的确曾以慰问为名,派人探查萧何行迹。但“疑”并非“忌刻”,否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萧何手中并无兵卒之患,刘邦欲除之可以说易如反掌。有的论者以张良后来的“欲从赤松子游”为依据,用以说明刘邦忌刻之深。细作推究,似也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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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3-09-17

作者简介:刘玲娣(1956-),女,河北保定人,河北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DOI:10.13388/ ki.ysaj.2004.04.015

探讨之处。张良的“欲从赤松子游”云者,不过是“辟”了几天谷,吕后一招,就又出来做谋士了。如果他是因为害怕忌刻而欲游仙,吕后忌刻功臣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迁曾明确指出:“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1](《吕太后本纪》P396),这些张良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为吕后效力一直到死。笔者认为,《史记》如此安排,不过是“好奇”的司马迁有意增加人物的神奇色彩,“成其虚诞飘忽之文而已”,以便与开头的黄石公授《太公兵法》相照应,并非基于刘邦的忌刻。由此看来,具“一旦之功”的曹参和具“万世之功”的萧何以及同为人杰的张良皆因功全身,忌刻功臣恐怕不是主要原因。那么,是缘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杀异立同,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此说恐怕也需要分析。

刘邦立汉初有异姓王七人,其中两韩信、英布、臧荼、张耳等为楚汉战争期间所立。观七王行迹,除张耳至子失国、吴芮传国五世,无反叛记录;梁王彭越反迹不明外,余者或主动或被动,都有反叛行迹,所谓“汉虽取天下,天下不得安”。先是原项羽所立的临江王共首发难叛汉,同年七月,燕王臧荼叛,秋天,楚降将,已接受刘邦封侯的利几叛,第二年,又闻楚王信叛……刘邦对此惊惧不已。尽管学界一直谴责刘邦诛除异姓王的恶行,事实上,刘邦比谁都更了解这些异姓王,他们大多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甚至唯利是图,无所顾忌,刘邦得天下正是利用了他们这一特点,但守天下这却成为他最大的心患。就韩信而言,刘邦一直是既欣赏又不放心:欣赏其“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1](《高祖本纪》P381)的才干,不放心他唯爵禄是得的贪欲。而考察韩信的所为,也的确有让刘邦不放心处:楚汉相争中,平赵,他为张耳请赵王,中井曰:“信之请立赵王,是自为封王之地也。”定齐后,又自请假王,刘邦迫于当时形势勉强答应。前203年秋天,刘、项划鸿沟为界,刘邦趁项羽引军东归的懈怠之机,追杀项羽至阳夏,约韩信、彭越共击之,但二人皆未至,致使刘邦固陵失利,延误了灭项的时机。刘邦只得封赏二人,才得以会兵垓下。凡此种种,如何让刘邦对韩信放心?清吴敏树云:“汉高艹

俎醢韩彭,千古痛恨。平情论之,高帝非天资刻毒人也。当刘项急争时,二子不免隐情观望。此其取死之由。”[3](《书萧相国世家》论者往往根据司马迁

文中有:“高祖已从

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

之”,便认定杀韩信是刘邦与吕后的“预谋”,这是有违史传本意的。如果说彭越被杀吕后曾告知刘邦,属夫妇共为(至少刘邦是知情者),韩信被诛却是吕后与萧何所为,不能记在刘邦的账上。对此,司马迁曾语含讥讽地指出:“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至于英布被杀,纯属贲赫的诬陷所致,而韩王信、卢绾的落职丢命,则是由于各自行为的不慎见疑在先,而后又惧怕刘邦责备从而风声鹤唳,终于反叛被诛,属于心理素质太差,不能一味归之于刘邦的除异迫害。此外,如果说刘邦早怀诛异立同之心,那末,汉五年八月臧荼反叛平息后,刘邦已江山大定,完全可以封刘姓子弟为燕王,何必封卢绾而多此封废之举?至于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笔者认为,叛与不叛,都只是其命运变化的外在条件,不是他悲剧形成的根据。其悲剧的直接成因,首先应取决于其自身的人格特点,及其人格深处所潜在的悲剧意蕴。

二、韩信人格的悲剧性特点

人格心理学理论认为:“人格(Personality)是对人的总的描述、本质的描述,它既能代表这个人,又解释和说明这个人的行为。”[4](P67)韩信的人格特点,即由司马迁对其生平事迹的描述呈现出来。在司马迁笔下,韩信的人格结构呈现多面而复杂的特点:他既有知恩图报的善良,如千金谢漂母、感戴汉王恩等;也有睚眦必报的狭仄,如羞辱下乡南昌亭长。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才略;也有居功自傲、甚而利令智昏的市井之气。这种英雄才与市井志的二律背反,是他人格的突出特点,也是构成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

(一)裂土分藩,政治理想落后。

人的政治理想与志向不是一个概念,但不同的政治理想却制约着人的志向。试以刘邦、项羽、韩信三人比较:项羽勇武居首;韩信智勇双全为冠;都胜刘邦一筹。而最终结果却迥异。何哉?刘邦政治理想的进步至关重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黎民、国家都饱受战乱创伤,结束战乱归于一统,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刘邦顺应了这一要求。他志在“欲有天下”,因而不重一爵一地的得失。项羽则以“裂地封侯”为理想,他统六国之师,以万夫不当之勇推翻暴秦后,“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自封个“霸王”足矣。因此,在刘邦已成劲敌的生死抉择之际,鸿门释敌,自掘坟墓。这个军事上的巨人,由于政治观念落后,在政治角逐中却渺如侏儒,一任刘邦集团耍弄,终至乌江自刎。韩信亦然。他东挡西杀,攻城略地的终极目的,就是求得爵禄封赏:“必欲称王,以异于列侯,……不过欲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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