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吴昌硕的一生讲解

大师吴昌硕的一生

摘要：如果说书画天地也有王国，有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号缶庐、老

缶），堪称“帝王级”人物。笔者不习书画，但这无碍于敬仰大师，深为家乡

（浙江安吉）有如此大号人物而自豪。

吴昌硕未成名时，以艺会友，以金石篆刻铺垫，结交名人雅士，有心奔走于“朱门”，并非一个潜心书斋、甘于寂寞的宅男。晚年是个“热闹人”，其社

交生活呈流俗或迎俗取向。爱赶“场面”，喜欢结交名流，留恋上流社会酬酢。缶翁到老有虚荣心。

如果说书画天地有王国，有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号缶庐、老缶），堪称“帝王级”人物。笔者不习书画，但这无碍于敬仰大师，深为家乡（浙江安吉）有如此大号人物而自豪。介绍、评述、研究吴昌硕的文字很多，多从褒扬角度述其人其艺。但在以尊崇之心仰望大师的同时，不妨换个角度，考察缶翁另一面。既可见人性的丰富和复杂，也可略窥大师的立体性或多面性。

一

中青年时期吴昌硕，热心交际、喜攀附名流。太平天国战乱后，吴22岁，在安城芜园定居。耕读之余，他和本邑施旭臣、朱正初、张行孚等文人多有交集。当时寄籍安吉的外地士子，如潘芝畦、沈楚臣、袁学赓、钱国珍、徐士骈等，不论长辈还是同辈，吴亦多有往来。年轻时，吴就表现出爱多方交友的外向型性格，尤喜和志同道合者切磋交流。但在家乡能结识的名流或良师益友毕竟不多。26岁后，吴不时外出游学。在杭州、上海、苏州等地，先后结识名儒俞樾、画家高邕之、金石家吴云等。32岁时赴湖州，在陆心源家任司账，并协助整理文物。借此平台，结识了丁葆元、施补华、凌霞等“湖州（潜园）六才子”。36岁时编成《篆云轩印存》，携往杭州，请俞樾题辞，有借名人以自抬的考量。39岁结识晚清大书法家、经学家杨藐翁。40岁在苏州与当地望族、著名收藏家、朝廷大臣潘祖荫结交。47岁，结识金石学家、高官吴大澂。在攀援名流上，一直“可持续发展”。

吴昌硕看重中青年时期的交游。49岁时作回忆生平交游事迹系列文二十余篇，结集为《石交录》，以志师友之谊，多少也有自炫人脉之意。他自我总结：“自余策名微秩，十余年来，风尘奔走，德业不加进。每思之未当不悔。独幸所遇贤豪长者，往往契合，非伏处岩穴所能庶几，此则差足自慰矣。”还说：“非敢引公自重，然不可谓非受知。”话说得有点圆滑。

这些结交对象不乏达官贵人。如陆心源任福建盐运使，吴云官至苏州知府，潘祖荫光绪年间官至工部尚书，杨藐翁曾任常州知府，吴大澂曾任广东、湖南巡抚，工部左侍郎。这些人兼具书法家、学者、大收藏家等身份。吴还期望高攀更重量级的朝廷要员。1894年，他在北京拜谒翁同龢不遇，即以诗和印谱赠翁。当时以篆刻出名的吴，曾多次主动以印章赠当朝重臣，盼其援引。他刻过“张之洞”一印，还为直隶总督端方治印。“雅贿”说不上，“干谒朱紫”则无疑问也。

当然，吴昌硕并非只攀援权贵。其挚友中，也有毫无官场背景的职业画家任伯年，贫困潦倒、一生清寒的蒲作英。总之，吴昌硕尚未成名时，喜欢以艺会友，以金石篆刻为铺垫，结交名人雅士，有心奔走于“朱门”，并不是一个潜心书斋、甘于寂寞的宅男。不过，和众多高文化素养的学者型官员交往，并没有让吴沾染官场习气，而在学识和眼界上获益颇丰。吴昌硕研究专家丁羲元在论及其广泛交游时说，这“对吴昌硕的艺术形成及其一生艺术道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信然。

二

仕途情结和遗老心态分别贯穿吴昌硕前半生和后半生。吴22岁时考中安吉县补考庚申科秀才。后来很长一段时期，他对功名的渴望虽未淹没习艺的热情，但仕途之想一直念兹在兹。其心理动因大致有三：

一是想为家族增辉。吴有“我祖我父皆通儒”“回思祖德诵清芬”等诗句。明嘉靖年间，其先祖中先后有兄弟父子四人考取进士，号称“父子叔侄四进士”，并分别官至中央或省级大员。吴想以仕途发达为家族增光，有宗族文化传承之因。

二是现实生计所迫。29岁成亲到整个中年期，吴昌硕的生活状态可谓清苦乃至惨淡。“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饥看天图自题诗》）鬻艺为生，不足以养家糊口。1885年，吴41岁时在某印章上刻“功名未成”边款。1884年，吴又自取“印丐”号并刻自用印，还自嘲“刻印只能吃到菜饭”（相比与后来“画画可吃到肉饭”）。艺术之外，吴身无谋生之别技，欲改变生活窘境，也只有期望在仕途有所斩获。

三是吴昌硕较早就厕身于“体制内”。38岁时，在苏州经友人荐举为“佐贰”小吏（帮助主官处理事务者）。自嘲为“酸寒尉”的吴，也算踏入了仕途。公务之余，他以书画为媒介结交名儒大宦，其中不乏欣赏他的人。他一心期盼得到“贵人”提携。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同乡丁葆元保举下，吴56岁时，破例得到淮安府安东令（今江苏省涟水）截取县令的实职。虽只当了“一月安东令”，但不妨说在辞去安东令前，“吴昌硕曾对仕途不离不弃，以之为人生唯一正途。”（吴晶语）在60岁前，做纯粹的艺人并不是其人生终极目标。一位在混乱的封建末世，半生营求入仕的文人书画家，最终自觉放弃仕

途而转向市场活跃的海上艺林，以书画为职业和志业，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大师的必然选择。缶翁的人生和艺术之路，在近现代书画史上颇有特殊意义。

相映成趣的是，吴昌硕的遗老心态在晚年一直挥之不去。1912年是民国元年。这一年他开始以字行，自刊一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此年作此举，显然有本名（俊、俊卿）已殉清之意味。民国前期，他在上海仍以故清廷官吏之身份，频繁与一些著名遗老交往。在《缶庐集》卷四中，常“写有背于时代潮流的对逊清的孤忠”（王家诚语），如：“帝王家在山河破，雅训何堪续内讧。”在缶翁看来，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内讧”。难怪在清朝灭亡后，他有时书画落款居然还是“宣统××年”。

吴昌硕大半辈子生活在清朝，接受的是传统封建士大夫文化教育。他当过清朝的官，结交的对象不少是清廷旧官僚。从内因外因看，缶翁不做遗老也难。晚年身边不乏遗老遗少。如民国以后，郑孝胥以大牌遗老曾蛰居沪上，与吴交往颇频繁。十多年间，彼此一直保持翰墨酬酢、诗酒流连的交谊。郑孝胥《日记》屡及吴昌硕。民国十四年（1925年），郑还为吴之子吴藏龛代订润格。无论在价值观，还是个人情感上，吴昌硕对民国心存隔阂，甚至有违拒心理。其墓志铭由陈三立撰文、朱孝臧书丹、郑孝胥书盖。人选想必正合缶翁心意，因这三位皆大号遗老也。台湾王家诚在其《吴昌硕传》中，对缶翁的遗老情结多有说辞，然缺乏“同情的理解”。不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对晚年吴昌硕几乎毫无影响，可见其时他已明显落后于时代。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