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论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及其相关论述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及其论述

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为主要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积极投身于各自国家的政治革命运动，在同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驳中形成了独具一派的实践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实践本体论，反对物质本体论。如葛兰西并不赞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物质本体论，他根本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独立存在，所以物质、自然在他那里充其量只是在实践中同人的活动合为一体，归根到底还是依赖于人的实践。他甚至把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称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的客观的概念，好象意味着在人之外也存在着客观。然而，断言甚至在人不存在的情形下现实也是存在的时候，这不是在作一个比喻，就是陷入一种神秘主义的形式里去了。”（参考葛兰西《实践哲学》）可见，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与物质本体论是对立的，他用实践概念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同样，卢卡奇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总体性”范畴，夸大它的作用，并赋予它以“决定性的方法论的意义。”他按照这个原则解释实践概念，说实践就是“主体的能动性”；作为实践对象的自然界是“社会范畴”。结果他便把物质溶化到他那个黑格尔主义的实践概念中去了，物质作为独立的客观存在实际上被他否定了（参考《历史与阶级意识》）。

第二，过分夸大实践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作用。葛兰西也将实践主体定位为现实的人，他认为，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人的主体作用；一旦离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将无法理解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在他看来，自然界与属人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融合为一体的，因为没有外在于实践的客观自然，只存在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相关的自然。因而“客观性”就是指普遍的主观性。“客观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的主观’相符合，换句话说，‘客观的’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参考葛兰西《实践哲学》）

第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葛兰西看来，“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是一种批判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实践被证明是必要的和合理的，而理论则被证明是现实主义的和合理的”。同样，卢卡奇也认为，弄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掌握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前提。卢卡奇确信，“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仅在理

论之中，而且也为了实践，正如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和行动中才能获得和保持它的阶级意识，才能使自己提高到它的——客观产生的——历史任务的水平上一样，党和各个战士也只有当他们能够把这种统一运用到他们的实践中时，才能真正掌握他们的理论。”（参考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评价）总之，以葛兰西、卢卡奇等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观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他们强调了实践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人在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坚持了实践和理论的统一等等，这些观点恢复了马克思以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的理论传统，开拓了重新认识实践的主体性、能动性研究的新领域。但是，其实践观也有失偏颇的地方，例如在坚持实践一元论的同时否认的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放弃了实践的客观性前提，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倾向于一种主体主义实践观。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践观及其论述

第一、哈马贝斯的实践观及其论述。

一、反对将劳动概念等同于实践概念，重建实践概念。哈贝马斯不仅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视作是工具理性的活动，而且还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与实践被等同了起来。在哈贝马斯的视域里，实践是行动而非理论思辨，此其一；其二，实践具有规范意义的内涵，这个内涵来自于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实践的意识即是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实践理性，实践的行为能够规范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在 理论与实践 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实践问题着眼于规范的问题，特别是行为规范的接受与拒绝( 我们可以据理支持或反对行为规范的公认的要求)。”（参考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而劳动只归属于纯粹的技术生产领域。因此，劳动与实践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却赋予了劳动以实践的含义，从而使实践降格为生产主义的实践概念，在以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衡量一切的生产范式主宰之下，实践概念被束缚了。同时哈贝马斯看来，实践具有两个维度：劳动与交往。它们遵循着不同的逻辑：“(人类) 物种所学习的，不仅是对

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性的有用知识，而且包括对相互作用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德 实践意识。交往行为规则确实对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领域内的变化作出了反应、并推进了后者，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参考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但是哈贝马斯指出，真正具有 道德 实践意识 的实践只是交往，即把实践概念重构为交往概念。

二、在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之上建立交往行为理论，试图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建立起一种超越主体哲学的实践哲学，他把交往的核心要素表达为“理解”，“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冲突、竞争、通常意义上的战略行为---统统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行为的衍生物”（参考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他认为，使我们人类超出自然之外的只有一件东西：语言。从而把交往行为理解为一种“主观际”精神交往活动，解释为一种意义的理解、文本的诠释、认知的交流。最后，他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由于目的---理性行为引起了个人主义的泛滥，道德规范的沦丧和人性的异化。必须通过批判“工具---理性”而建立“交往合理性”范式，建构新的普遍全面的交往理性观就可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实现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

三、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出系统的看法。他认为理论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也是为人类行动的目的而设立的，它是使人获得更大自由的工具。理论应是实践的理论，哲学应是实践的哲学，这种实践的哲学或理论并不是古希腊思辨哲学式的，而是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德国思想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类型，即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的结合。

总之，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核心的实践观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在这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其交往理论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方法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二是理论落脚点的局限。与其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兴趣”，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