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讲量子力学的烂人》谈起

（一）题记关于批评的语气
这题目如果叫做“从……谈起”，除非偶尔碰上大牛，能把一团文章作得密不透风，否则十有八九是作者在为日后的语无伦次和离题万里播种伏笔。

高中时候读华罗庚先生的《从杨辉三角谈起》和《从孙子的“神机妙算”谈起》，觉得丝丝入扣，那是大手笔。

另有一本《从单位圆谈起》，虽然我从来没有冲出过前三页，但单从目录看，估计也一定是海阔天空而经脉不散的。

这种牛书，总是无一例外地能给读者带来身心的巨大愉悦。

大牛不是天天都能碰上的，所以，我的读者恐怕没有我当初那么幸运。

事情的起因是meteorface同学发了一篇批评曾谨言老师的文章，从而引出了我的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我很早就有，meteorface不过起一个诱导的作用。

在我下面将要发表的观点中，有一部分针对那篇文章，但大多数不是，尚请meteorface见谅。

meteorface在他的文章中，用了一种我不喜欢的批评语气，有点像人身攻击——比如题目里的“烂人”。

再比如，文中称曾老师为“这东东”。

就我所知，除了法律系的孙东东老师外，别人套用这个称呼似乎都有欠准确。

时下常有人觉得，看见谁不顺眼，大声骂出来才好，才是真性情，客客气气跟人说要么是虚伪，要么是损人不带脏字，总之尤为恶毒。

我却一向以为，客气的批评一来是对对手的尊重，二来是为自己的批评增加力度，必要的时候宁可虚伪一点，也不能被对手揪住小辫，所以在这里向大家倾力推荐。

顺便说一下，就我所知，“高等量子力学”的反面乃是“初等量子力学”，而非“低等量子力学”。

小时候我初闻何祚庥先生是“高能”物理学家，佩服得不得了，以为比“学部委员”还高。

后来听说还有一个“低能物理研究所”，于是大惑不解。

可见祖宗文化博大精深，一词多义，比起GRE类比，那是更加地害人不浅。

一种有名的数学竞赛杂志，叫做《初等数学》，若是改成《低等数学》，只怕从此销路受阻，一举倒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董乐山先生在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所作的前言中说，“最后要提一下的是：它（指该词典）的汉语名称中‘高级’一词改为‘高阶’，仅此一端，可以看出主其事者确是高手，因为原来的名称不免有misnomer之疵。

”我这里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生活中说话一向极损，不信大家可以找PlateauWolf确认。

这不是好习惯，我也一直在试图改正。

不过有一点我敢说的是，我从不搞人身攻击。

以前我也曾在物理版发过批评陆果老师的文章，措辞比较激烈，但是里面没有人身攻击的成分。

我想这大概可以算作批评的规矩。

就好像辩论手即使心里老大不愿，为着裁判的高分，也得咬着牙恭恭敬敬地称自己对面那帮鬼子为“对方辩友”一样，说到底，是会对自己有益的。

附：meteorface原文的r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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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meteorface(babyface),信区hysics
标题:北大讲量子力学的烂人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2000年12月05日23:40:19星期二),站内信件
这人我不说大家可能也知道的，他不是写了几本破书吗。

然后就平装本，精装本的一通乱出，赚可怜学生的MONEY，当然最可气的是其傲慢，就好象我们大家都不是东西似的。

这东东上来就说我们不刻苦，FAINT，老子当时正考G，能不刻苦吗。

然后就说我们不如80年代的学生，而80年代又不如50年代的学生。

你干脆就说我们不如你不就行了。

不过也不知我们底下坐着位初二学高等数学，高中学数理方法，电动力学的老哥是不是也不如他？可恨的是他还以为自己牛X 的不得了，给我们来讲讲低等量子力学就跟委屈了他似的。

麦克风也不愿带，然后自己说话又含含糊糊。

按他的说法，上他的课就得打破脑袋的占座，这样才是爱学习，他只给在前面的人讲，后面听不见，活该了。

还有最没人性的是我们刚献完血回来就要期中考试，还不告诉你范围什么的。

别人都在准备校庆，我们在...
哎，中国就这种老师，能有人爱学物理吗。

（二）关于对待批评的态度
我们中华第一系的老师学生，一贯胸襟宽广，肚能乘船。

记得上电动力学课的时候，有同学问了丁浩刚老师一道题，他一时想不出，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

课后大家在学三吃中饭，恰好又被他撞见，他便捉住那个同学，原原本本把刚想出的解答讲过一遍，确信无误，才去吃饭。

我上热统的时候，曾问过林宗涵老师一个佯谬，他也一时回答不出，说回去想想，下次再告我答案。

第二次课前我去问他，不想他因为事务繁忙，忘了我的问题，只好非常不好意思地跟我说对不起，让我再等半周。

第三次课前，我一进教室他便找我，把他想出的答案讲给我听，直到弱智的我开始点头，方才罢休。

舒幼生老师教力学的时候，偶然在黑板上犯错，被听众点出，就会认真道歉，有时还附上一番自责，态度特别诚恳。

此类事情，在我系那是司空见惯，数不胜数，从而使我系无愧于中华第一系的美名。

但是不久前数学系的dini在我们版发出文章，指出甘子钊老师在《北京大学物理丛书》前言中所犯的一个文法上的错误，竟招致一些同学的猛烈抨击，实在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说实话，我觉得甘主任那篇文章是难得的佳作，dini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但是既然人家规规矩矩地指出来了，我们也应该规规矩矩地反驳。

凭人海战术，既算不得本事，又太不明智。

数学学院人数是我们一倍半，拼到最后，他们稳赚。

我看到dini的文章的时候，讨论高峰已过，不然我一定要临阵投敌，过一把倒戈的瘾。

我时常跟自己说，一个人倘若只有百分之一的优点，那么我也要看出这百分之一，然后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取非。

话说得漂亮，做起来总是刚好颠倒，在这里写出来，算是与大家共勉。

你看dini一个数学系的同学，认认真真地来看我们物理系丛书的前言，这本身就值得大家学习。

数学系的好教材出得也不少了，它们的前言后记咱系哥们看过多少？张筑生老师的《数学分析新讲》，内容精彩不说，一节后记写得极其中肯，跟俞允强的《电动》前言有一拼，建议大家抽空看看。

若是能挑出个把语病，不妨也发到数学版去恶心恶心他们。

到时候别忘了叫上我，我一定躲在最后给大家摇旗呐喊。

meteorface发的批评曾老师的文章，我多半不同意，但是我想曾老师还是有他自己的问题的。

有同学一上来就要把meteorface一棒来打扁，恐怕也有点过头。

有话好好说，这样我们“中华第一系”的老字号招牌，才能保得长久些。

p.s. 关于dini一事，我早想说话。

当时inking出面将此事了断，我不敢目无斑竹，因此忍住，决定等事态平息，再发意见。

我和PlateauWolf都觉得，把dini逼得道歉，非但完全没有道理，而且简直有损我系颜面。

此处翻出多年陈账，实在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望各位海涵。

（三）曾谨言老师
我上课，如果第一排有空，就坐第一排，否则坐最后一排。

因为没有早起占坐的习惯，所以一般我总是随身携带望远镜，以备不时之需。

量子力学是一门很奇怪的课，我和flying 无论去得多晚，总能坐在最前。

估计大家都觉得离老师太近没有安全感，所以才把首排空出。

殊不知老年教师大都老花眼，看远处的同学比近处的其实还要清楚些。

曾老师说话声音不大，系里给他配了话筒音箱。

每次课前，由96级的班干部柏树丰同学负责把音箱线路接好，音量调得适中，话筒备在讲台上。

在我的印象里，曾老师习惯用话筒的，效果也还可以。

只是那音箱隔三差五会发出一些吱里哇啦的怪声，有几次把他惹恼了，就把话筒丢在讲台上，说“我年轻时不用这玩艺”，然后对着大家直接讲。

我不知道教室后
面的同学能不能听清楚，不过好像谁也没有往前移动的意思。

曾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我并不觉得很傲慢。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年轻人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

”他回答学生的问题，也是比较认真的。

关于曾老师的一些事迹，可以参见拙作《中华第一系物理讲义页边集（二）》，这里不再赘述。

下面我想讲述去年十月份我请他写推荐信时遇上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某天早上九点多钟，我去他办公室请他签推荐信。

我到的时候他房间里只有两个研究生，告诉我他在隔壁讨论问题。

果然我到旁边门口从缝里一看，有个研究生模样的人在一块黑板前嚓嚓嚓地写公式，边写边讲，他和另外一个学生坐在下面听。

他听着听着，不时地插两句话，声音很小，然后黑板前的那个学生就会悲愤地靠音量维护自己的观点。

我见他们争斗正酣，想等一个话眼，就在外面徘徊。

谁知过了二十多分钟，他们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

我于是回到他办公室问先前那两个研究生，他们几时才能结束。

其中一人说，一般都得到中午12点，若找他有事，最好中途打断。

我无法可想，只好回去硬闯。

恰好这时一个电话把他叫出来，我赶紧抓住机会把信送上。

就我所知，曾老师七十多岁高龄，每天早上去办公室和学生讨论问题，已成习惯。

除上课开会，从不间断。

第二件事是一次电话里他请我帮他打听物理所蒲父恪先生的地址。

曾老师知道我母亲是物理所的，蒲老院士又有名，以为很容易就能查到。

我回家一问，才知道蒲先生年初就已南下，行踪飘忽，无人知晓。

我于是打电话问曾老师，是不是特别着急。

他说不着急，当初蒲老先生托他打听一个人，现在这个人他打听到了，蒲老先生却不知去向了。

他还说，估计蒲老先生自己都忘了这档子事了，不过既然答应了人家，就要帮人把事办完。

后来过了些天，我母亲辗转寻到蒲先生的email，由我转告。

我以为事情就此办完，不料不久他又来问，是不是肯定蒲父恪的“恪”字在email中的英文拼写是“qo”，因为无论按照英文还是拼音，“qo”都是不合法的。

我帮他确认过，他才放心，给蒲先生发信去了。

（四）人无完人
我最敬仰的物理学家，依序为Pauli、Landau、Feynman。

这三人的学术自不必说，泰山北斗，武林至尊。

人品也是极佳的。

Pauli人称“上帝的鞭子”，等他真去见上帝了，整个物理学界都开始想入非非：“假若Pauli尚在，他对XX理论又会有什么高见？”大一时欣赏一篇文章，叫《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的，里面说北大有一种人看书的同时就时刻准备着拍案而起，我感觉自己就有此倾向，故尊Pauli为第一。

Landau六十年代出车祸人事不省，到医院报名志愿看床守夜的青年物理学家名单足足超出150人，可惜半年后Landau虽然救活，却从此再也不懂物理，残活六年，郁郁而终。

Feynman 过世，加州理工学生自发在图书馆屋顶拉出大横幅，上书“We love you Dick!”其自传《Surely You Are Joking》更是几度脱销。

但我这里着重要说的，却是他们的缺点，而且是性格上的缺点。

Pauli为人刻薄，妇孺皆知。

一次Pauli外出，事先向一个同事探路。

第二天那同事问他路途是否顺利，他答，嗯，在不讨论物理的时候，你的脑子是清楚的。

Pauli一个朋友在论文中犯了一个错误，白纸黑字欲改不能，于是痛不欲生。

Pauli前去安慰，说没关系，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写论文滴水不漏。

Landau自负。

在李政道和杨振宁之前，曾有一位苏联年青物理学家提出宇称不守恒。

论文送到Landau那里，他翻了几页，也不细看便嗤之以鼻，随手丢进回收站。

像Landau那样一人主管百十号人的研究所的，时间一长，多少会染上些学霸气。

Feynman算是人格上最完美的一个，单纯天真，心无杂念。

但是连这样的人，也难免会
有点小虚荣心。

Feynman曾经跟他的一个哥们抱怨，大家之所以喜欢他，只是因为他得过Nobel奖。

那哥们不以为然，说你看那么多Nobel奖，别人就没有你那么受欢迎。

Feynman 说，反正他就不喜欢别人知道他是Nobel奖。

那哥们于是牢记在心，每次跟Feynman一起赴宴，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走漏风声。

结果一次宴会上，他出去十分钟，回来发现全屋的人都已听说Feynman得过Nobel奖，是Feynman自己说的，于是他很生气，觉得Feynman虚伪。

这个故事载自，一个绝好的Feynman站点。

Feynman当年那个哥们在上面贴了十几则Feynman轶事，就这一条说他坏话。

我很感激这位先生，只因他向大家刻画了一个真实的Feynman。

这三人，一个刻薄，一个自负，一个虚荣，并称为我最崇敬的三位物理学前辈大师，只因人无完人。

此三人之外，另有中华第一系曾谨言，上课说话含糊，举止时显傲慢，考试不画重点，在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中，位列前三。

（五）关于物理书
量子力学教科书的扛鼎之作一向首推Dirac的《Principles of Quantum Mechanics》。

历史上共计四版，其中最后一版有陈咸亨先生的中译本。

北大图书馆竟然一本未收，实在说不过去。

该书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层次分明，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Voice of the King”。

不仅物理内容，连语言也是极漂亮纯正的英国英语。

它的英文版我只见过第三版，憾甚。

量子力学方面另一本圣经级著作则无疑是Landau&Lifshitz的《Non-relativistic Quantum Mechanics》。

Landau在世时出过两版，死后又由Lifshitz修订过一版。

和Landau系列的其它教材一样，该书内容庞杂，非相对论量子力学中除路径积分外的各种分支，几乎都有所涵盖。

它对很多问题，比如基本原理、准经典近似、散射等等，都有独到的讲解；而且特别注重应用，有些章节，比如原子、双原子分子，已经明显偏向了量子化学。

缺点是符号比较陈旧，大量出现的是带角标的矩阵元形式，而非Dirac括号。

中国在这方面的教材，和国外的比起来，实在少得可怜。

六十年代周世勋先生出过一本，现在看显得过时。

改革开放以后，有名的就是曾谨言两卷本《量子力学》了。

曾先生的书去年刚出了第三版，因为是科学出版社，所以价钱偏贵。

内容可谓相当全面，叙述方式也适合中国国情，一看就知道作者没有四处抄袭，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写的。

缺点是缺乏一些特色，只有氢原子的动力学对称性等少数片断在其它书中极少涉及，而且装订比较差，印刷也不够体贴用户。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中国的物理学生都不妨买两本来翻翻。

此外，喀兴林先生的《高等量子力学》也是一本好书。

喀先生学风朴实，不打马虎眼，乃我辈之楷模。

无论是Dirac方程，还是角动量、二次量子化，都写得很用功。

二次量子化一章，更是指出了Landau、Davydoff等几本国外名著上关于升降算符对波函数作用的错误叙述。

美中不足的是散射一章写得不够清楚，从Green函数开始就不行，到做近似的时候就更加不行了。

杨泽森先生的《高等量子力学》，写得如同天书，符号繁杂无比，字母下角标的上角标居然还有下角标，把LaTex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散射的形式理论一章，除了形式还是形式，篇幅不大，但就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人读懂过。

据杨先生自己说，他的书写于六十年代，主要参照的Dirac和Landau。

（顺便说一下，散射这一部分确实难写，很多很好的书都栽在这上面。

这方面最好的一本应该是Taylor的1972年专著。

这本书我虽然有，但是没有读过，无法评价。

读过的人反响都很好。

图书馆只有一本，本来就破，被我复印过以后更加不堪，大家借的时候小心点。

）近两年复旦的苏汝铿先生、倪光炯先生也分别出过量子力学的教材，都收录了当前比较前沿的课题，比如Schrodinger猫态什么的。

这些专题现在还不够成熟，收进教材的效果到底好不好，还需时间检验。

学了三年多物理，我对中文物理教材的总体感觉相当不满意。

拿四大力学来说，我个人认为除了俞允强先生的《电动力学简明教程》，其它书都和国外教科书存在档次上的差距。

最为严重的是热统。

六十年代王竹溪先生写过《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导论》，此外再没有像样的教材。

王先生的书八十年代由高教重印过一次，现在用作课本太陈旧了。

中国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汪志诚先生的《热力学统计物理》，说话错误很多，而且条理不够清晰。

研究生教材《量子统计物理学》，由北大物理系包科达、林宗涵等几位老师执笔，明显地可以看出Landau和黄克孙的痕迹，比如量子气体一段学黄克孙，量子流体一段学Landau&Lifshitz 统计第二卷，而Landau书中关于正常Fermi液体的精辟概述，却又没有收进。

听说不久该书要出第二版，但愿能有进步。

我父亲研究统计十几年，认为中国在此领域与国外的差距，标志性地反映为没有一本像样的教科书。

美国人的物理书，总体风格生动活泼，注重物理本质和实验现象，不喜欢繁难的数学推演，代表作首推《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苏联人的物理书，总体风格严谨扎实，注重理论体系，数学功底深厚，代表作Landau&Lifshitz的十卷巨著《理论物理教程》。

中国人的书，则大体来讲，既缺乏物理直观，又缺乏数学功力，代表作北大物理系的《固体物理讲义》。

我现在很少看中文书，就是因为这个现状。

看那些英文名著固然赏心悦目，但那毕竟是别人的，多少会有些不爽。

曾谨言先生等人，虽然暂时写不过人家，总归是在做着有益的尝试，对此我是尊敬的。

就好像我虽然不喜欢喝非常可乐，对它的广告词中透出的骨气，却是十分地欣赏。

（六）关于物理系的学生
大一整天上自习的。

第一个学期跟outfox练季米多维奇，第二个学期跟flying编Goldstein 理力的习题攻略。

outfox不说了，体力狂，高三起一年半之内愣把季米多打穿。

flying做的是数学系方企勤那本集子，解答也堆了好几大本。

flying这人很怪，高三在清华考数学第一，报志愿的时候却又放不下物理，于是为公平起见，干脆选无线电。

古时候有个笑话说父子俩只有一头驴，不知道该谁骑，结果俩人扛着驴走，我看他的思维方式就差不多。

他上了无线电还不老实，到数学系听数学，到物理系听物理。

pin早就看出像他这么玩命迟早有一天要出事，总不忘提醒他注意保重身体，他只当耳边风。

我记得学理力那阵他每天披星戴月去图书馆上自习，睡觉本来就少，吃饭还特别省。

学转动惯量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晚上睡觉一闭眼就是那个惯量椭球。

我试着用手指在空中弯出一个椭圆，果然他见了就要吐出来。

我安慰他说没关系，我当年整天玩俄罗斯方块，也曾经一闭眼就出现很多不规则的方块，旋转着向下掉落，到底层还能自动消行，奇妙无比。

期末考完，他发誓为健康起见至少一个月要远离椭球，结果仍不免神经衰弱。

我一直想不通他这么谨慎为什么还不能幸免，最后把罪魁归为他早餐鸡蛋的倒霉形状。

flying的高中同学，我系的pin，也是一大奇人，实验天才。

他做实验时手脚并用，呼呼有声。

相传pin高二暑假把四大力学往书包里一装，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回去复习一下。

Aprilfool 考G那会和pin住在外面，赶热统作业总不忘参考pin高中时的解答。

meteorface在文章中提到一个初二学高等数学，高中学数理方法、电动力学的老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这样的人我高中同学里就有不少。

didibaba高一自学完普物，国际竞赛题轻车熟路。

JH初中念过一遍高等数学，现在在计算机系学得很滋润。

我们的大哥大冉鹰，同时修数理化三系课程，考试从不下90，全面打通自然科学。

他们都很厉害，但没有一个恃才傲物，对老师也一向尊敬有加。

推荐didibaba的《再见，大话！》，里面有一句“我一直爱我们的系，无论是当我坐在教室里听着我所尊敬的先生讲课时，还是我旷了课在宿舍里上大话时，我时时刻刻的记住，我是物理系的！”可谓掷地有声。

meteorface在他文末感叹，“哎，中国就这种老师，
能有人爱学物理吗？”对此我的回答是：
中国就是这种老师。

我是北大物理系的。

我爱物理。

没错，我每天晚上自习到三教熄灯翻窗户出楼的时候，心里是自豪的。

走在28楼前的马路上，见头顶星斗棋布如Thomson电子模型，一方夜幕上分明写满了北大精神。

曾谨言老师说九十年代的学生不如八十年代刻苦，难道不是么？看看教室里随处可见的红包书、GRE，这就是我们的追求么？longtime曾经拍着我的肩膀说：“物理系的同学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

如果在八十年代，我们这样的人都会有女朋友的，不为别的，就因为那是诗歌的年代。

”也许我们是落伍了。

也许社会不再需要我们这样的不切实际了。

当我在周围红宝书的海洋中奋力独举一本Feynman物理讲义的时候，失落是空前的。

而当终于有一天轮到我亲手把俞敏洪同Landau一起放进书包的时候，那就是一种亵渎大师的罪恶了。

若不是还有物理系这座小小的避风港，周围还有这些执著的同学和仁厚的先生，我真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可怜的幽灵，夜深人静之时，为着前世的梦想，孤独地飘浮在古老、静谧的三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