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专题整合

古代文论专题整合

一、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

①文化精神概观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之际，是我国古代文化学术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通常被学术史家称为“子学时代”。以“世卿世禄”为特征的贵族等级制的破坏造成政治多元化局面，而社会政治的多元化局面又导致了一体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解体，于是就形成了诸子百家之学的第一个基本特征——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动荡混乱的世界，士人阶层对于现实社会似乎天生的拥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这就导致了诸子之学的第二个基本特征——试图凭借话语建构来实现社会现实的有序化。士人阶层的文化形态具有双重性：救世心态和自救心态。这便是诸子百家之学的的三个基本特征——出世与入世的二重性。

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政策等于放弃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仅凭高压政策来治理国家，秦朝短祚的主因已植根于此了。

汉代政治上的大一统格局与一体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相辅相成，这就使得士人阶层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处理与这个空前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关系问题。经学是先秦儒学的变体，或者说是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儒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先秦遗留的文化资源得到重新分配：儒家的经典由文化场域的中心被移到了边缘，老庄之学则成为关注的焦点。言说者身份变化：文人士大夫变而为士族文人。这两种身份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与君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后者与君权的关系是彼此独立、分庭抗礼的。这样，建构与拓展个人精神空间，营造具有明显贵族趣味的意义世界就成为此期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

隋唐时期随着政治的统一和疆域的日益扩大，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高峰，促进了唐代的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儒、道、释争雄斗长，它们互相碰撞，也互相吸收，故三教都出现新质。

宋代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学术大繁荣时期，这首先是因为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真正成为君权统治唯一的合作者和依靠对象，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文官征服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政治状况在言说者身上最为明显的影响有三：一是令他们的主体意识空前加强，于是强烈的社会干预意识就成为此期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二是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自尊意识，于是追求人格的完满自足与超越凡俗就成为此期文化精神的又一个主要特征；三是冷静的理性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宋代学术中充溢的那种追根问底的分析精神与思考的深刻细致上。

元明时期的精神文化领域可以说是在宋学精神的笼罩下发展演变的，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在文化学术上元明时期呈现出道学逐渐定于一尊的过程，二是此时期又是道学由文人士大夫的民间话语转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道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它原来具有的超越精神、乌托邦色彩以及生命活力渐渐失去，代之而来的则是教条化、约束性、虚伪性等特征，于是到了明代中叶之后，那些真正的儒者就不能忍受这种儒学异化的状态，开始寻求重振儒学精神的途径了。

清末民初的思想家们创伤于明朝的亡于异族，主要将学术兴趣集中于总结教训以及寻找原因之上，他们已经开始将学术关怀的重点由纯粹的学理探讨与个体性人格修养方面向着社会实践转变，开启了所谓“实学”之风。稍后在清朝统治者高压政策之下，言说者便不再恪守儒家以话语建构来改变社会秩序的传统，而是将学术兴趣转移到与社会人生均无直接关联

的章句训诂与版本校勘、真伪辨析之上了。于是从知识学的角度总结2000余年各学科、各门类的文化学术就成为清代学人的主要任务，而去伪存真、指瑕纠谬也就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精神的主要特征。

驶入近代，在政治层面上如何富国强兵成为核心话题，在民族意识层面上如何救亡图存成为关注焦点，而在文化层面上则是如何摆布中西关系成为令读书人时刻萦怀之大事。他们殚精竭虑地希望寻找出一种既能保存中华文化之本，又能吸收西方文化之长的最佳道路，因此进行了种种尝试与探索，这便是近代中国文化的精义本精神走向之所在。

②文化背景

㈠儒家文化对文论的影响

⑴人格主义

儒家文化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文化标准来塑造人格，因此孔子也把文学看做一种人格塑造的工具，后来发展成“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论一个重要思想。从积极方面说，一是在批评中强调文学创作主体的人格形象，二是形成“知人论世”的批评方式，三是采用比德的言语方式。从负面影响来说，以道德标准评价文学会导致对作者道德的苛求，从而遮蔽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同时，道德不是永恒的，会对文学形成一种束缚。

⑵功利主义

从“诗言志”开始，儒家文化强调文学对于人格修炼和社会政治的功用。从积极方面说，它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审美教育功用，强调文学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积极作用。从负面影响来说，一旦把文学当做工具，就难免被专制的统治者利用，完全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质。

⑶经学中心主义

儒家看重语言，首先是因为他们看中名分，把人分为很多等级和名分。语言是为了正名，看重语言是因为看重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这种经学中心主义在文学批评中造成了语言中心主义。从积极方面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中心主义具有合理性。从负面影响来说，儒家看中语言，就常常忽略语言之外的东西。

㈡道家文化对文论的影响

⑴虚静其心

道家关注人的内心，强调虚静其心，要求排除各种名利和杂念的堵塞和遮蔽，从而达成一种清澈空灵的心境。

⑵法天贵真

老子说“道法自然”，庄子说“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夫》）。

⑶言外之意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说“道不可言”。

㈢佛教文化对文论的影响

⑴吾性本真

佛教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摆脱尘世的痛苦，进入彼岸的极乐世界，因此强调心灵的真实感。

⑵熟参妙悟

禅宗的妙悟是最典型的直觉思维。妙悟的前提是一个熟参的过程，这与文学创作中主体的积累、灵感类似。

⑶境界至上

佛教的“六根清净”就是放弃对物质的追求，达到心灵的平静，进入一种无欲的境界。

二、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与分期

①三大文论系统

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人文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㈠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这派文论观念一直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此时为政文合一的社会，西周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值任务的。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者和依靠对象。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就决定了他们不在于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这样，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是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可以说这两种不同就是国家意识形态与知识阶层乌托邦精神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㈡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最终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的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需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是十分特殊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验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已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

㈢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于诗文的文体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做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